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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挂马烽先生

日期: 2019-11-24 12:03 浏览次数 : 119

马烽先生,您生前不许我们叫您马主席,也不许我们叫您马老师,当我们想念您的时候,就让我们叫您一声马烽先生吧!

作为一名远观者的我,正是因为光年倡导举办文讲所七期的评论编辑班才成为鲁院学员的。他对文学期刊评论与编辑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文坛领导者的远见卓识,与此同时,他为当时的作协所属期刊制订工作条例,造就了那个时期诸多的复合型人才。在《文艺报》一次会议上,我亲耳听到光年建议道:一年中12个月,编辑们可以一个月读书,两个月调研出差,9个月工作,后被简称“129制度”。《文艺报》的同仁们应是最大的受惠者。

马烽先生2004年1月31日逝世于太原,至今已有15年。想起和马烽先生相处的日子,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其实早在40多年前云南从军时,我就知道光年,不,应该说知道光未然。

1978年,山西省文联恢复之后,马烽被选举为省文联主席,但他仍然是那副老样子,不许我们叫他马老师,更不许我们叫他马主席,只许我们叫他老马。老马真是一匹好马,他一边主持领导工作,一边奋笔创作。电影《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小说《结婚现场会》《伍二四十五纪要》等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得到广泛的好评。而我这个后生,则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很长时间没有突破。马烽也为我着急,不断地鼓励我鞭策我,让我向其他的青年作家学习。

那次走长江,在秭归的屈原祠,我在凭吊屈原之后写一小诗:“诗魂千载沉江底,孤忠一片浮日来。民心可用吊清烈,文章救国须捷才。”“清烈公”是宋代对屈原的封号,诗中写屈原的命运时,我其实是在潜意识里想到了光年先生的,他是文章和诗歌救国的榜样,更是捷才。

1990年,马烽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那一年我到北京出差,忘带身份证,北京的宾馆招待所没有一家敢让我住宿。眼看天黑了下来,还没有一个睡觉的地方,情急之下就给马烽打了一个电话。马烽说:“没有住处?那就到我这里来吧!”马烽调北京之后,中国作协刚好有了一个新宿舍楼,分配给马烽一套房,马烽没有住,让给了别人,自己仍旧住在鲁迅文学院的招待所。我到了招待所,看见马烽夫妇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根本住不下我。马烽说:“跟招待所打招呼了,你住另外一间。”第二天一早,马烽的妻子段杏绵老师敲门,叫我到他们那里吃早饭。早饭很丰盛,小米粥小笼包子,一盘咸菜还有一盘煎鸡蛋饼。马烽说:“这是沾了你的光,你要是不来,段老师不会给我煎鸡蛋的。”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几乎掉了下来。下午办完事情,回招待所的路上,看见有卖荔枝的,很新鲜,就买了一些给马烽夫妇带回去。段杏绵老师看见荔枝,皱着眉头说:“这样不好吧?”马烽说:“没什么不好,他早饭不也没有给咱们饭钱?”段杏绵笑了,我也笑了。马烽剥着荔枝跟我说:“都说要反腐败,你怎么看?”我说:“腐败的现象肯定有,既然有,那肯定要反。”马烽问我:“当初调你们来作协,我抽过你一支烟没有?”我说没有。“吃过你们一顿饭吗?”我说也没有。马烽说:“这就对了。腐败是有,但你要相信党,相信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时过境迁,想起马烽说过的这些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巧的是我在《张光年文集》第一卷中偶然翻到他1986年10月25日写的一首关于屈原的诗:“热泪滂沱琼玉篇,文苑受惠两千年。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面目吊屈原!”。光年凭吊屈原,我们纪念光年,冥冥中终有那么几分巧合。“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面目吊屈原!”这种口吻是光年典型的口吻,是他以诗人兼造诣精深的理论家双重身份说出的极有分量的话。这是时代造就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说是信仰,也成。

马烽离休之后,仍旧回到太原市的老房子,他有哮喘病,冬天不能出门。我劝他说,可以到海南去过冬天。他说:“海南我去过,到了那里,我不咳嗽也不气喘。可是那里没有熟人,比在太原更难受。”马烽热爱山西这片土地,热爱南华门东四条的一草一木。他不愿意离开这里。马烽去世的时候,温家宝总理送了花圈,中国作协送了花圈,国内外的文艺界名人纷纷来函来电,表示沉痛的哀悼。更令人感动的是,马烽的追悼现场,自发赶来许多的普通读者,有工人也有农民,他们像马烽的家属一样痛哭流涕,就像他们自己失去了亲人一样。

真正知道张光年和光未然是一个人,是我1978年夏天从云南部队转业到《文艺报》之后了。光年是《文艺报》老主编,要当好《文艺报》人,先熟读历期《文艺报》,这是编辑部主任谢永旺同志对每个新人的要求。永旺是光年的老下级,也是“文革”前光年十分赏识的年轻人。当永旺以刚复刊的《文艺报》骨干编辑的身份给我们这些新人讲传统时,我才恍然大悟:光未然和张光年原来是同一个人!敢情《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五月的鲜花》歌者、《阿细的先鸡》的整理改编者,居然是《文艺报》的老领导,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遥远顿时转化为亲近,说亲切也行。

有一次,马烽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到太原飞机场去接两位河北作家,一位是《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一位是《代表》的作者张庆田。我当面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却忘得干干净净。那天下午,马烽黑着脸问我:“你接的人呢?”我先是愣住了,接着撒腿就跑,马烽喊了一声:“你给我回来,人家在机场白白等了一个多小时,自己找车过来了。”我垂头丧气站在那里,等待更加严厉的批评。没有想到,马烽放缓了语调:“你是不是有特殊的意外?”那意思我明白,假如我有意外,他会原谅我的。但是我没有意外,我去看电影了,轰动一时的香港电影《三笑》呀!早知道这样,我还能在电影院里面笑起来吗?马烽问我:“老实说,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到处找不到你?”我只好老实交代了去处,心想这下可完蛋了,没有想到,马烽却说:“好吧!看在你诚实的份上,我也就不批评你了。不过你要记住,下不为例。”我频频点头,表示牢牢记住了。

两个身影与名字叠合在一起的光年,引领着当时百废待兴的文艺界,以诗人的激情与理论家的睿智,加上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时代的敏感与责任,与他的战友们一起,开启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的辉煌。他或率团出访深圳特区,或带队去大西北采风,更多的是组织评奖,编《人民文学》,应对不时发生的突然事件。那个时候我只是《文艺报》一个年轻编辑,间接听到一些因时代变革造成的观念反差进而产生的文坛纠纷,就让光年煞费苦心,当然也让具体执笔的唐挚和唐因吃尽苦头。可当年光年肩上的压力之重之大,也许只有《文艺报》的谢永旺同志多少能够感知。

和马烽先生相识在1975年4月,当时他是山西省文艺工作室的党支部书记,正在为创办一份名叫《汾水》的文学双月刊而做准备工作。我是筹办《汾水》杂志的借调人员,在借调的那段时间,老作家孙谦带我到昔阳县体验生活,把我安排在赵庄大队住了半个多月。回到太原之后,我相继写出报告文学《花儿越开越鲜艳》和短篇小说《评工会上》,先后发表在《汾水》杂志。有一天,在胡同里面碰见马烽,他把我叫住说:“茹志鹃给我来信了,她在信里夸奖了你,说你的《评工会上》写得好。”说这话的时候,马烽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好像比夸奖他本人还高兴。茹志鹃是上海的作家,她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我读过不止一次,我很崇拜她。能够得到她的夸奖,我特别高兴。后来《评工会上》被选入《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和马烽茹志鹃王汶石等作家的作品收在一本书里面,马烽又特别把我叫过去说:“趁着年轻,多写些这样的作品。”那种舐犊之情,让我特别感动。

我曾率队走访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武汉小住一夜即赴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丹江口,车子经过一处叫做老河口的镇子,同行的高伟突然说道:“老河口是光年的家乡呀!”于是话题自然转到中国作协这位老领导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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