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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一读书人

日期: 2019-11-15 22:46 浏览次数 : 172

彭玉平,江苏溧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作者:周思昆

问:彭教授您好!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您的专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王国维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学者评价说外界只看到您成果的丰硕,但很少了解您十多年来潜心研究而厚积薄发的历程。您近年出版的另两部著作《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诗文评的体性》,写作的时间跨度更长达二十余年。潜心研究而厚积薄发,这是否是您从事学术研究以来一直秉持的精神?

读书人和“读书人”,二者皆是读书人,那为何只可取读书人而不能做“读书人”呢?明眼人一看就能发现,二者之间多了个引号,故而读书人的内涵亦发生了质的变化。

答:2012年以来我出版了《诗文评的体性》、《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这三部研究性的著作,这应该是我的学术活跃期。二十多年拿出三部书,也不敢说厚积,也不算是薄发,毕竟这三部书的字数合起来应该超过一百五十万字,当然跟有些优秀学者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还是有距离的,但确实是我过往的二十年之内,埋头读书,不断拓展学术领域,不断做专题研究,并建构体系的成果。我关于学术研究本身谈的并不是很多,主要我本人一直也在摸索之中,有许多的学术研究的方法,或者对于学术领域的价值判断,自己也是一边读书,一边琢磨,一边开掘。潜心研究这四个字我倒是觉得问心无愧的,因为我既没有把心思浪费在别的方面,也没有在研究上怠惰。读书其实是我过往的一种基本的生存状态,以前古人说三天不读书则觉口臭,这话我还真相信的,我自己感觉如果几天不读书心里还真是慌慌的。所以我到哪里都带着一本书,甚至旅游的时候也是,伴书而行大概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状态。读书、研究就是我的生活,我是一个职业的读书人,这个说法可能会造成误解,以为这是职业的要求,其实我是把职业的要求化为内在的要求,变成一种享受。

那何谓读书人呢;仅仅只是读过书,识大字的就算读书人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真正的读书人,其必须具备“八端”的品格。其一“孝”,《孝经》有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读书识字,首要任务就是学会如何为人,知道孝顺父母、照顾父母。反之,如若为人子者,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置之不顾,如此大逆不道之举,想必也很难立足于天地之间。尤其在当下,工作压力大,任务繁重,经常为了事业废寝忘食,每当收到父母的电话、短信也只是草草回复,有时甚至是近在咫尺的距离,也不会抽空回家陪陪父母、看看父母。而当父母真有什么万一之时,只能懊悔不已、泣不成声,任由“子欲养亲亲不待”的凄惨之情肆虐心间。其二“悌”,《弟子规》有云“兄道友,弟道恭。”要做读书人,第二个要义便是兄弟之间要相互友爱,同心同德,不能因为名利、财富、权势就破坏了兄弟之间的情义。父母是一个家庭前半生的擎天柱,而兄弟则是这个家后半生的顶梁柱,只有兄友弟恭,这个家庭才能和和美美,幸福永存。如若不然,只能分崩离析,反目成仇,就好比《尚书》所言“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一个国家的臣民相互不友善、互相功伐尚且灭亡,何况是一个家庭呢?其三“忠”,《忠经》有云“天下尽忠,淳化而行也。君子尽忠,则尽其心,小人尽忠,则尽其力。尽力者,则止其身,尽心者,则洪于远。”要做读书人的第三要义,便是“忠”。忠于自己、忠于他人,为人处世首先做到忠诚,那父母才能安心,兄弟才能放心,朋友才能倾心。其四“信”,《荀子》有云“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做读书人的第四要义,便是“信”。“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信”历来就是人立身之本,古人就用“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等成语来比喻承诺的分量和贵重,“信”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孔子则明确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通观《论语》,“信”贯穿全篇,也是孔子及其弟子非常珍视的重要道德品质,那我们后生又有什么理由不去重视、不去尊重他呢?其五“礼”,《晏子春秋》有云“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礼”是中华传统美德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再者,“礼”是人际交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敬人的过程,涉及穿戴、沟通、交往等内容,但讲究“礼”也有个度,过分的“礼”则不能再称之为“礼”,那就走向了另外一面,类似阿谀奉承、夸大其词、溜须拍马,实不可取。故而在讲“礼”之时,应该保持儒家的中庸思想,要永远保持“礼”的平衡,不使发生质的变化。其六“义”,《荀子•荣辱》有云“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义”,并不能狭义的理解成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是讲原则,明是非,是刚正之气、忠孝之气。假若只是一味的迎合朋友、顺从领导的不正当需求,这时的“义”就是一种无知和盲从,是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如果与心术不正的所谓“朋友”纠缠不清,自己就可能陷入一个不辨东西的迷魂阵里,从而害人还己。其七“廉”,《盐铁论·疾贪》有云“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古人常说“俭以养德”,是指一个人生活若简约朴实,自然就不会贪图享受、受利益诱惑;反观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许多人开始追求享受,追求奢华,但其自身的薪水却不足以负担,故而开始谋取不当利益,一步错、步步错,廉的美德荡然无存。故而身为读书人,应该唾弃贪婪,从骨子里塑造自己高洁的品格,就像《吕氏春秋·诚廉》所说的那样“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只有具备高洁的品格,才不会被外界的诱惑所改变操守。其八“耻”,《孟子》有云“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是人们千避万讳的字眼,但也是人生中踏上成功的必经之路。“知耻而后勇”,是千百年来中华美德的结晶,是历史跑道上催人奋进的号角,是宇宙万物生存发展的前提。因此人受到羞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然没有了羞耻之心,那就只能自甘堕落、自取平庸。

问:您梳理王国维的学缘,分论与王国维有过精神交汇或现实遇合的人物,如果让您回顾自身的治学经历,您会举出与哪些学人的学术因缘?

故而我们读书,励志要做读书人,而非“读书人”,因为读书人就是儒者,而儒者却有大儒和小儒之风,大儒者,君子之儒也,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而小人之儒则不同,他们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答:我本科就读的学校是南京师范大学,我八十年代初去读书的时候,词学大师唐圭璋还在,他还给我们做过讲座。我跟唐先生还有一个直接的因缘,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陈廷焯的词学,得到南京师范大学的吴调公先生的关注,他建议我去向唐先生请教,因为唐先生曾经将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词则》推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吴调公先生陪着我去唐圭璋先生家拜访,当时唐先生身体不是很好,说话听得也不是很清楚,我听不明白的地方,吴调公先生来做翻译。本科就读的院系里面有一位词学大师,这种熏陶是自然而然的。恰恰是唐先生在三十年代写过一篇评《人间词话》的论文,这篇论文虽然对王国维批评比较多,但客观上推动了学术界对《人间词话》讨论的展开,尤其是开启了从批评角度对王国维词学进行讨论的脉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读书识字,明理为先、讲究原则、通晓是非,切不可因一时之邪念而断送读书之本质,从君子堕入小人,遗臭万年,为人不齿。故而做读书人要具备“八端”,切不可成为“忘八端”的王八蛋。

我的硕士在安徽师范大学就读,我的两位导师一位是祖保泉先生,一位是梅运生先生,这两位先生又都是研究词学的。祖保泉先生在《词学》复刊第一辑上发表的文章就是论王国维的词,后来祖先生还专门出版了《王国维词解说》,祖先生也是王国维词学接受史当中值得关注的人物。梅运生先生特别关注清代词学,他发表了很多篇清代词学的论文,而梅先生不仅自己研究词学,还带着学生一起研究词学。霍松林先生主编的《中国诗论史》,其中有一卷是词学卷,主要是梅先生编写的,为了编写词论史卷,他还特意编纂了一本书,叫《中国历代诗词曲论著作提要》,我去读硕士的时候,提要的编纂工作已经开始,我大概写了八九篇提要的文字,这个文字当然经过老师的润色,所以我走向词学研究,是有早期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1992年我去复旦大学跟王运熙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本来也想做清代词学研究,后来我放弃了,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王运熙先生的学术重点不在词学;第二以清代词学为题的博士论文,复旦刚好有一位博士已经做了。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别人做了我就不想做了,我现在完全不持这样的看法,因为别人做了,尤其是断代分体学术史,一本博士论文哪里做的完呢?我后来做了古代创作与鉴赏理论的对应研究,里面虽然也包括词学,但不是主体成分。但是上海的词学氛围非常强,民国以来就一直如此。比如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马兴荣先生,他们都是我素来所敬重的前辈,尤其是马兴荣先生,我拜访老先生很多次,耳濡目染,对词学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兴趣。

我的博士论文虽然没做词学研究,但是词学的著作一直也在看的。1995年我来到中山大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当时让我负责宋元文学这一段,因为教学需要,也使得我的研究重心往词学这边靠。另外中山大学又是一个词学重镇,以前陈洵先生,后来詹安泰先生,再到邱世友先生,这都是在20世纪词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邱世友先生出版过《词论史论稿》,我跟他个人接触也比较多,我写的有关词学的论文,也经常请他看,他也经常帮我批点。刚才说的我经历的四所大学,一个是学校词学氛围,一个是词学研究名家,应该都对我产生了影响。

问:王国维对您读书治学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吧?

答:王国维对我的影响非常深,王国维是一个勤奋的学者,他一生读书、著述不辍,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为著述而著述,他自己也提过无目的而自生目的的读书法。他经常是在一个领域里面随便翻阅一些书,这个时候他未必有研究的计划或者设想,但是随着读书的领域越来越广,慢慢的这些问题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试图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本人其实也是的,比如我研究王国维,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做哪几方面的研究,只是纯粹喜欢他的东西,买了一套《王国维遗书》,有空就翻一翻,后来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慢慢形成了几个维度,就形成了我个人的研究体系,所以王国维的研究方式对我还真的是很有影响的。

问:王国维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的研究成果繁多。很多学者担心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因此更愿意避开热点,开掘较少人关注的研究领域。您最初为何有勇气迎难而上,挑战王国维研究这门显学?

答:一个大的领域,尤其是有一定时代跨度或者说成果丰硕的领域,研究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一篇博士论文或者几篇博士论文,或者几本著作,要能穷尽是不大可能的。学术研究回避了一个热门,从事一个冷门的研究,固然可以在一个冷的领域里面彰显它的地位,但是一个冷的领域有没有学术的价值,那是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的。一个热门的领域,显然已经经过学术史的检验,所以王国维研究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我在从事王国维研究的时候是无意而入,是因为上课时学生问我《人间词话》里的三种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王国维断章取义的表达和所引用词句的本意到底有多少关联,这个问题当时我没有回答出来,倒不是我一点回答不了,而是担心回答得不够全面,不够精准。之后我查阅相关的学术史,我发现关于三种境界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大概有一两篇文章说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三首词的本意与王国维解读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去做研究,我觉得这可以成为一篇文章。这是我研究王国维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王国维三种境界说新论》,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后来因为这个因缘我就去读《人间词话》,也读相关的论文,我发现有些学术史固然是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问题也非常严重:第一就是重复性研究非常之多;第二对于王国维词学的整体把握有所欠缺,因为《人间词话》是词话体,如果是只关注部分条目,没有关注整体的,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偏狭,而要理清则与则之间的关系,甚至进一步把握内在的脉络跟内涵之间的关系,更需要一种熟读细思的功夫。所以我后来就把《人间词话》包括王国维其他论词的条目都认真看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所以就开始了王国维词学本体的系列研究。如果要说挑战两个字的话,也是从无意开始,后来随着阅读面的拓宽,研究的领域也就跟着拓宽了。

问:您对王国维的研究是以词学本体研究为起点,但您并没有局限于词学一隅,从兼论王国维哲学、美学到梳理王国维学缘,最终形成了现今相当宏大的研究格局,这是否超出了您十年前的设想?

答:这确实超出了我最初的设想,就像我的几种专著,严格来说,说是论文集也是可以的,只是现在大家非常重视体系,所以我的论文就必须按照体系建构的要求进行编目调整。我一开始从事王国维研究,其实从解决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开始,所以并没有宏大的构想,也没有要来整体考察王国维学术,就是书读多了,对王国维理解越来越深,发现可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大了,同时发现学术史的问题也有很多,这就让我觉得不妨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把我发现的问题来一个个来说清楚。王国维词学本体当然是要研究的,此外,就是王国维词学学术史。我搜集学术史材料非常之多,从王国维生前有关《人间词话》的书信到他去世之后,一直到现在不断出现的研究成果,这些材料我基本都搜罗到了,而且还包括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法国的材料,所以对于王国维学术史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是王国维学术史此前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我觉得不妨把它整理一下。整理学术史不仅仅是客观梳理学术发展的历史,也是对于学术史进行裁断的过程,同时学术史已有的贡献跟留下的不足也为我后续的研究指明方向,所以我认为学术史的整理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领域是学术因缘,学术因缘涉及到研究的基本立场的问题。王国维这个人比较复杂,他既接受中国传统的经史学习和教育,同时又是比较早地开始接触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比较新潮的学者。其实我认为在他的思想里面,西学对他是有帮助的,你注意,我说的是有帮助的,这个帮助体现在哪里呢?比如一些概念的运用,比如说一些论证的方式,比如对建立体系的自觉的追求,这些都与王国维研读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甚至包括一些日本哲学家的著作有直接的关系。但不要忘掉的一点是王国维在接触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之前,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中国古典的哲学和美学,他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哲学美学的文章,比如对列子、老子、孔子思想的专论等,所以他接触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在接触西方哲学美学之前,这是一个事实,我希望说清楚。第二来说,他在研究古典哲学美学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纯粹的,西学的影子不是很强,但王国维介绍和评介西方哲学美学,比如《静安文集》论叔本华、康德、尼采的这些文章里面,它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在说康德、叔本华、尼采他们的观点之后,笔锋一转,就说衡诸华夏,也类多如此。你可以看出王国维研究的基本思路,他比较注重古今相通的地方,不通的地方可能恰恰是西方哲学美学的特点,也恰恰是王国维难以接受的地方,而难以接受的原因就是与王国维此前已经接受的中国美学哲学的基本观点形成了一定的冲突。他不能接受,所以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也使他最终远离了西方哲学美学,这些有大量王国维直接的文字可以证明的。

还有一方面,王国维在辛亥革命以后跟罗振玉去了日本,他的学术转移非常明显,比如最早写的《宋元戏曲考》,然后来读《说文解字》,读史书,都集中在这一个时期,在1914年他给沈曾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说到对于自己学术研究的回顾,他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从事了那么多年的西学研究,现在豁然醒悟,凡是西学里面能够成立的说得通的东西,我们中国的先贤都已经说过了,因此我断然远离了西学,回归到中国古典。这些是王国维自己说的,我觉得他自己说的跟我读书而获得的实际印象也是对应的。

我的学缘研究注重于作为先贤的屈原、庄子,比王国维时代稍前的龚自珍、比他年长一点的沈曾植,跟他相近的罗振玉、梁启超、陈寅恪、胡适,这些人都偏于中国本土的,或历史或当下的人物,其实也是根据我的感受及王国维自述做的选择。当然就王国维与西学学者的学缘进行研究也是可以的,的确也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非常支持研究王国维与西学的关系。但是我对西学涉及得不多,与我本人西学修养一般也有关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的基本立场是王国维学术的本源在中国古典,西学对王国维有影响,在概念、范畴、体系、研究方法,这些方面的影响也是相当全面的,但不是属于学术本体的东西。所以我在西学方面研究少一点,就是有这些外在的原因。

问:您对王国维学缘的梳理使我们对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是否可以说这也开创了近代学人研究的一种范式?

答:学缘这个说法此前并没有被普遍的使用,但是我使用这个概念还是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学术不是闭门造车,有些时候学缘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一定会马上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潜移默化之后就会形成影响,所以学缘研究要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我们现在比较重视本体的研究,比如王国维的词学。但根据我现在的研究,王国维与罗振常、吴昌绶、樊志厚等人先后结交,尤其是罗振常,从他批点词集和词学论著的批语,可以看出他和王国维比较一致的地方。这些一致的地方是谁影响了谁,还可以做更精细的研究,但是王国维身边也确实是有一个范围不广、影响不大、但是有自己看法的群体的存在,这个存在对他的词学思想是有影响的。所以学缘的影响确实是学人研究里面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我不敢说开创了学人研究的一个范式,但是我非常重视学缘对一个人学术观念和学术体系的影响,比如说王国维与庄子,在无我之境上确实有比较多的契合;王国维的忧生忧世与屈原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可以找到很多他曾阅读楚辞的文献证据,包括他早年翻译西方的诗歌,都有用楚辞体翻译之例的,这就说明他对楚辞是非常熟悉的。《庄子》中的典故他更是经常用,在诗词创作里用,在学术著述中也引用,可以看出他对早期先贤著作的沉潜与含玩。关于王国维与近代学人之间的学缘研究,目前我只是做了部分工作,即便我已经关注的这些人物,也还有大量的研究空间,还有大量的人物没被深入探究,随着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这个领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涉足这个领域,当时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寥寥可数。我应该是比较早介入到这个领域,并且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的少数学者之一。

问:在您看来,近代学人研究对当下的文化学术有着怎样的意义?

答:近代学人研究对当下的意义非常明显,他们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批古典学者,最近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会与我们有比较多的沟通的地方,但他们是古典学者,他们学养的基础跟我们不太一样。近代学人对当代学人的影响有比较明显的地方,也会有差异,通过研究近代的学人和文学,可以进一步梳理中国学术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过程,它的价值值得充分的估量。尤其是近代大学者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高度,有的学者在有些领域的建树至今还难以超越,这也是我们要进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原因。

问:王国维研究领域存在一种集体认同,对更多的读者和学者来说,他们仰望能融通古今中西的王国维,更愿意去探讨《人间词话》对中西学思想的会通,而您似乎一直强调王国维后期有去西方化的倾向?

答:关于去西方化这个说法,这是我在《文学遗产》发表的《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一文中提出来的,但现在我觉得这个说法偏重了,在语言表述上不是很精准,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弱西方化或者减西方化,这样更精准一点。但当时我为什么提出去西方化的概念呢?因为在读《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的时候,发现凡是与西方哲学美学相近的条目基本上被删掉了,而《盛京时报》本的发表恰恰是他在给沈曾植写信,表示西方哲学里面有价值、能够成立的,往往是先贤已经说过的之后。当然他给沈曾植写信是一种表态,沈曾植毕竟是一个专门研究古典的学者,王国维可能是表态要追随他,但另一方面来说也不纯粹是表态,王国维确实有这样的发现,而且这个发现在十年前写作的《静安文集》序言里已经部分流露了。

所以对于西学,王国维虽然早年一直研究,但一直是在半信半疑之中进行的,他从来没有对西学顶礼膜拜过,或者无限制地接受,没有任何的质疑。他一直是边看,边学,边思,也边质疑。手稿本其实西方化色彩也不强,前面的三十则都是对传统的诗论和词论的再评价,可以看出来他一开始写《人间词话》并没有想到建构词学体系,更没有想到要用西学思想武装自己,来主宰这本书。当他写到三十则以后,他突然开始提出境界说,境界这个词恰恰是中西方哲学美学都用过的一个词,我觉得写到这一则,应该启迪了他对西学的关注。三十一则以后,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现实、理想这些概念都来了,所以西学的东西在他的手稿本里面是自然而然地呈现的,而且西学不是先入为主的,先入为主的是中国古典的诗论和词论,这些我们看手稿本的条目顺序就知道了。

原来中学西学还散漫地出现在这个书里,但1908年至1909年《国粹学报》发表《人间词话》的时候,王国维有意构建境界说的体系,用中西学结合的方法来发表他的词学、文学观念的想法应该是比较自觉的,而且在这个本子里面,西学的词汇、概念、范畴,包括对体系的建构,都留下了很多的迹象。但是到了1915年初《盛京时报》刊《人间词话》的时候,他又把西学的部分删掉了,至少说明一种学术的姿态,而且在删掉西方色彩比较浓的概念和句式的同时,手稿本里面原来没有发表的表述中国古典的条目,反而被选用了。手稿本的条目没有本和末的问题,但古典的东西在《国粹学报》本没有用,在《盛京时报》本里反而用了,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东西去了,一增一减之间确实可以看出一种趋势。很多人认为《人间词话》是会通中西哲学美学的著作,尤其是以此作为对《国粹学报》本的界定,我也没有太多异议和反对的地方,但如果放在《盛京时报》本,这个判断就有问题了,而且问题很大。

问:这样说来,学术史只强调《人间词话》对中西哲学美学的会通是存在局限性的,王国维后期的思想变化也应该得到关注。

答:《人间词话》的接受史也有近百年了,所以我有使命感,我现在就要把《盛京时报》本推出来。我已经跟商务印书馆说好了,要对《盛京时报》本做一个全面的梳理,类似于对《人间词话》手稿本的疏证,要对这个本子进行一则一则的解读。因为是第三个本子,必然涉及到与《国粹学报》本、手稿本的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就会时。

把这个话头提上来,就是讲王国维是怎样把《国粹学报》本西学的色彩去掉,又怎样把手稿本里面更具中学色彩的表述和观点运用到了《盛京时报》本,这就是我对《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做笺释的主要方向。而且这个本子是王国维最后定本,我跟商务印书馆提出,出版时的书名不一定叫《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最后定本》,但封面上一定要出现《人间词话》的最后定本的字样,主要有对以往学术史做部分修订的意图。《人间词话》的普及面很广,知道《盛京时报》本的寥寥可数,就是知道这个本子的,对它也比较冷漠,所以我的文章在《文学遗产》发表的时候,标题就叫做 被冷落的经典,最先发现这个本子的并不是我,但是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人去关注,去研究它。而我恰恰觉得这个本子是最接近王国维最后词学思想的一个本子,这一点必须要揭示出来。

问:您在王国维研究中也发掘了不少学界鲜有关注的新材料。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但有些研究者重视的只是发现材料,而非发现问题,因此也很难称得上引领潮流。您能否谈谈您对新材料的态度?

答:关于新材料的问题,我为了研究王国维去过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尤其在国家图书馆呆了一个多星期,因王国维相关著作、藏书、批点各本都捐献给了国图,我通过查阅,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比如王国维和沈曾植的信,我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国图北海分馆我借了一本三十年代入藏的《壬癸集》,这是王国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诗集,一打开里面就藏了一叠纸,正是王国维的亲笔书信,书信的内容也能支持我发现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静安藏书目》,虽然不能说我发现,因为《人间词话》稿本后面就附了《静安藏书目》,但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时候没有影印《静安藏书目》,有学者也提到过《静安藏书目》中的少数藏书,但是对《静安藏书目》的整体情况大家还不关注。我到国图把《静安藏书目》全部抄下来,因为王国维藏书并不是摆摆样子,都是在看的,了解他的藏书对了解他的学术因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

另外我发掘的文献还有《履霜词》,这个本子大家也不关注。但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里提到他对这个本子很重视,因为沈曾植要看他的词,他把自己的词作前前后后挑了24首抄寄给他,你可以看到他以前的词,无论叫《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都与人间两个字有关系,只有到了这个本子才叫《履霜词》。履霜是来自《周易》的一个概念,就是到了秋天,地上踩了霜,这意味着冬天要来了。这显然是与1918年时政治的氛围有关系,这个时候王国维对政治的担忧和绝望也是非常强烈的,这时期他跟罗振玉通信也表达了他的忧虑。他为《履霜词》写了跋,也说明了为什么叫《履霜词》,其实就是有政治的寄托在里面。

这个本子为什么《王国维全集》不收它呢?我觉得很奇怪,虽然词作基本上熟悉,但还有文字的不同和版本的差异。对照文字的话,会发现它跟此前的词集,以及后来《观堂集林》里收的词稿也不完全一样,它还是有版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王国维通过这个本子对他自己的词做了新的解读,他早年的人间无论怎么理解,人生也好,人世间也好,主要还是从哲学角度对人生的考量,到了《履霜词》,他是通过这个选本来表达政治的寄托。从哲学到政治,虽然是同一个作品,但同一个作品的内涵是可以做引申的。我关于王国维词的政治内涵的文章《王国维的忧世说及其词之政治隐喻》发表在《文艺研究》上,我对这篇文章自己是比较看重的。

总体上来说王国维研究被关注比较多,要发现新的文献确实比较难,但发现新问题有时更重要,而新问题的发现有时靠的也是旧材料。旧材料分为两种,一种是很早就出现的,大家已经对它做过研究。还有一种是材料虽然被发现了,但是没有人去关注,比如刚刚提到的《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比如王国维的《词录》。这是别人发现的材料,但是被学界冷落了。这就需要别具慧眼,看出被别人冷落的材料的里面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学术价值。对旧材料的重新拷问,也是对学术史的推动和发展。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因为他经历了新材料被频繁发现的时代,敦煌文献、甲骨文的发现曾在学术界形成一种巨大的动荡的气势,甚至使学术界的格局进行了整体调整。但这句话并不能被放在任何时代,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也有新材料,比如上博藏的楚简、清华简、南昌海昏侯墓里发现的竹书等,但这些材料对新学术的推动,毕竟比不上敦煌文献、甲骨文的发现来得那么震撼。所以新材料当然会被不断发现,但新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并不一直是主要的,即使有价值,但不至于影响全局。所以这就意味着一个学者与其守株待兔等着新材料,不如丰富自己的学术视野,提高自己的学术判断力,从常见书或者是常见材料里面发现新的问题,这可能更考验一个学者的学术功力。新材料里面当然包含新的东西,但是从旧材料里面发现问题,就意味着要对此前的学术史形成一种超越,这是更高的一种要求,也更难。

问:您在王国维研究中常常能发现新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独断之见,我想这需要以读书的广度和深度为基础,更要有超乎常人的思力与识力。如是说来,从事学术研究似乎也需依赖一定的天赋?

答:学术研究确实存在天赋的问题。我今年给中文系博士新生做的讲座,题目就是做严正而有灵性的学术。严正的学术就是不要做过于琐碎、没有价值、极其边缘的学术,要形成严正阔大的气象。有灵性的学术是更高层次的要求。要把学术研究做到相当的高度,做到中上的水平,意味着要超越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到了这个阶段,勤奋不是主要的了,当然勤奋的阅读和思考是必要的,但领悟能力就显得更重要了。在一个领域里面,走在前沿前端的,都是这个领域里天赋过人的人,比如诗词创作,写六七十分的诗歌是不难的,但要写八九十分的诗歌一定要靠天赋的。学术研究的天赋就体现在读书时发现问题的敏锐,对于学术史存在的问题的敏锐;再者当发现问题时候,能自动调取以前的知识储备,这就要靠天赋,因为平时知识散在各个地方,当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些知识能不能来,来多少,就要靠天赋的高低了。我一点也不否定勤奋的重要,我觉得勤奋对一个人做到七十分的学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做到九十分的学术,光有勤奋是不够的。

就读书来说,怎么读法,从哪里发现问题,我也不敢说来做一个示范,但至少我从事学术研究时间比较长,也有一些类似于灵光闪现的地方。最简单的就是关于王国维《词录》的研究。《词录》只是著录某部词集是哪年的版本,偶尔会有简短的评论在下面,因此我有好几年也写不出文章,但我一直觉得这个文献很重要,我得去做研究。后来我还是发现问题了,王国维在序例里面提到他编《词录》是因为吴昌绶编了《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王国维认为这个书词集收录不齐,版本有问题,所以他要来重新编。第二《词录》体例上用的是朱彝尊的《经义考》,我觉得这两个文献的来源值得关注,我就请朋友从上海图书馆把《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抄录下来,把《经义考》借来看了,一个渊源,一个体例,就可以做一个直接的对应。再者判断《词录》写作的年代也很有意思,在《词录》之前王国维编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在《词录》之后写了《人间词话》,《词录》就介于《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和《人间词话》之间,它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的影响,又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间词话》的编纂,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视域。而且王国维这一个时期的书信,很多涉及到与《词录》有关的词集版本的发现,这个也对词录的研究有价值,这些线索也是慢慢发现的。勤能补拙,天赋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没有勤奋的功夫,天赋也没有发挥空间,我研究《词录》的话,不敢说天赋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对勤能补拙这四个字真是有很深的感受。一篇文章形成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很艰难的,甚至是备受煎熬的一个过程,但有时候想通了,问题很快理清楚了。两厚本的《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当然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但中间经受的煎熬只有我自己知道了。

问:您曾说过,《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这部著作是对过去十年阶段性的总结,王国维研究还可以做下去。那么未来您是否还有继续从事王国维研究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