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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汉学界天问商讨述评

日期: 2019-11-15 22:46 浏览次数 : 134

一.引言

日本现代的楚辞研究,从形式上看,大致为文学史著作中的有关楚辞章节,楚辞作品的注译本,屈原传记,以及相关的研究论文与专题著作。相对来说,文学史著作中在楚辞方面用力较多的学者,主要有:铃木虎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他们曾分别撰写了《支那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等,这些著述或多或少讲到了楚辞,不过因为是文学史著作,不是专门的楚辞研究论著,故而其论述有时顾及了文学史层面,却难以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学者中,也有专门论文涉及楚辞的,例如铃木虎雄,他的《支那文学研究》一书中便收有与楚辞有关的论文《论骚赋的生成》,这篇论文虽然着眼点在于论赋(骚赋为赋的早期形式之一种),但它与楚辞(骚)有一定关系,应该看作是与楚辞研究有关联的成果。《论骚赋的生成》一文,从三大方面展开论述。首先论骚赋为工诵的遗风,这一部分,作者详尽引述了先秦时期,尤其战国之前的殷商周朝史料记载中有关赋诵箴谏的实例,以及《诗经》的“颂”与繇的关系及区别,诵与赋的关系等,说明楚辞早期的诵读与诵和赋有着一定的关系。其次论述骚赋的形式,这一部分,同楚辞的关系比较直接。在肯定骚赋是工诵遗风的事实基础上,作者分别论述了《诗经》的四言和三言体句式,并从《诗经》三言体式联系到了楚辞的骚体句法,认为其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与此同时,作者还述及了楚地的歌谣(楚歌),指出它们与楚辞体式的关系,然后详论了骚体诗的形式类别——《橘颂》、《大招》的四三言体,《天问》、《招魂》的四言体和四三言体并用,《怀沙》的四言体和四三言体,《离骚》与《九章》的特色句法及六字句,以及《九歌》的句法,《九歌》与《离骚》的句法之比较等,在这个基础上,作者专门论述了楚骚特有句法生成的路径以及楚骚诵读的各个不同场合。再次,着重论述赋的生成,内容涉及荀子的赋与隐语,屈原《卜居》、《渔父》的赋体,以及赋的影响,宋玉的赋(及作为汉赋的先声)等。文章最后,作者作了楚骚与汉赋的专门比较,并列出了骚赋在文学史上位置的图表。作者认为,楚骚与汉赋相比,有明显的四方面差异:一,句式差异,楚骚多三言和四三言,汉赋则不同;二,比起楚骚,汉赋的虚字、助字明显减少,而以实字为多;三,楚骚押韵严于汉赋;四,楚骚偏于抒情,汉赋侧重记载(物或事)。至于骚赋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作者的图表显示,它位于周诗与汉赋之间,即:周诗—楚骚—汉赋—辞(骈体文)—齐梁四六文,其中,汉赋与辞(骈体文)处于并列位置,两者同趋于齐梁四六文。应该说铃木虎雄这篇《论骚赋的生成》在赋的产生与发展的论述方面,颇花了一番工夫,它较为全面地对赋的来龙去脉作了系统阐述,是一篇很见功力的骚赋之论,文中所涉及的有关楚辞的论述,表明作者对楚辞很有研究心得。需要指出的是,《支那文学研究》一书中,同时还收录了作者翻译《离骚》、《九歌》的译文,以及专论先秦文学中所见招魂现象的文章——前者在译文前,有详述屈原楚辞与《离骚》、《九歌》的文字,还论述了汉赋与楚辞的关系,四六文与楚辞的关系等;后者广涉了中国上古三代魂的思想及魂魄观念、夏商朝的鬼神祭祀,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招魂仪礼,包括在屈原与宋玉等人作品中的反映。从作者的阐述可见,他认为,《招魂》为宋玉所作,《大招》为景差所作,而屈原的魂思想则体现于《九歌》的《国殇》与《礼魂》中。

《楚辞》是战国时代末期伟大诗人屈原首创的一种诗体, 素有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之美誉。关于楚辞这一独特的诗体, 黄伯思曾经指出“皆书楚语, 作楚声, 纪楚地, 名楚物”。[1]当前国内外楚辞研究成果斐然, 领域不断拓宽。国外对楚辞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国家首推日本, 日本汉学界在楚辞研究方面出现较多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代表论著。可以肯定的是楚辞研究属于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研究者精通相关学科的综合知识。本文着眼于楚辞传入日本的背景, 历史发展的轨迹, 深入考察日本汉学界不同时期楚辞研究的脉络, 分析总结日本汉学界楚辞研究的特征, 从中挖掘日本汉学界楚辞研究的新思路, 以期为国内学者在楚辞研究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有力地拓宽楚辞研究的新空间。

又如青木正儿,他撰写了《楚辞九歌的舞曲结构》一文。文章一开始先提出中国学者胡适的怀疑论(载《胡适文存·读楚辞》),然后就中国古代的民间歌舞祭祀,谈作者的看法。作者在引述了中国历代多家楚辞注本的说法后,将《九歌》定位于祭神歌舞的主题,认为诗篇内容显示了祭者对神的至诚和有关神的事迹习性等。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九歌》各篇的旨意按上述两类内容作了区分:第一类,向神致以祭者的至诚,其中,表现宗教至诚的共三篇——《东皇太一》、《云中君》、《礼魂》;表现恋爱情感至诚寄托的,也是三篇——《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小司命)》;第二类,演示神的事迹习性者,其中,显示宗教教训目的者,是《大司命》、《国殇》二篇;显示宗教的兴味与目的者,共三篇——《东君》、《河伯》、《山鬼》。作者的文章同时对《九歌》系受巫风影响的产物谈了看法,其所引证的材料,均为我们中国学者所熟悉,说明作者在这方面的认识见解与中国学者一致。继之,作者对《九歌》的具体祭祀歌舞表演,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十一篇歌舞表演样式可分为:独唱独舞式、对唱对舞式、合唱合舞式三种。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大司命》、《少司命》、《东君》等篇的具体诗篇,予以歌舞形式的演示,分别按神巫、祭巫、主巫、助巫等角色,作说明和展示,颇显作者的良苦用心。中国现代学者闻一多曾对《九歌》作过歌舞剧本的处理,青木正儿这里的阐述显示了中日学者在对《九歌》理解与诠释上的某种一致性。

二.楚辞东传日本的背景

再如吉川幸次郎,他曾撰有《诗经与楚辞》一文,文章一半内容论述了楚辞。文中在谈《诗经》及楚辞前,特别涉及了“作为文学史史前时代的先秦时代”,说这个时代与其后的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一,这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历史时代,记载这个时代的历史文献中往往传说的成分较多;其二,这一时期的文献多无明确的作者;其三,这一时期政治权力分散,形成了许多文化圈;其四,这时的语言与写作尚未形成稳定的词汇和语法;其五,最重要的,这个时期文学的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文学在整个社会文明中尚未占据王座(到汉代之后的南北朝与唐朝,文学占了文明的王座,而宋以后则文学与哲学分享了王座),政治与哲学的著作占了多数,其时的人们对文学(包括艺术)的广泛兴趣尚未产生,故而这个时期乃是文学史的史前时代。吉氏的这些对先秦时代的认识概括,应该说大致不误,点到了实处。鉴于他对时代条件的这一认识,他对楚辞所谈的观点,也就基本能到位。他认为:《诗经》与楚辞之间的时间差,在于战国的纷乱导致人们对诗歌兴趣的冷漠,而楚辞在南方的崛起,在于不同文化圈的缘故;楚辞是被朗诵的,不像《诗经》是被歌唱的,这说明,其时的文学脱离了音乐,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艺术表现上,楚辞远比《诗经》强烈多彩——“要制造强烈印象的精神膨胀,越过了比喻的界限,升华为幻想”,这是因为楚辞作者的感情远比《诗经》作者强烈,他喷发出了对特异环境的反抗;楚辞的文学主题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它比《诗经》的怀疑与绝望更深沉,但它们两者都共同表现了中国式的古代精神——不甘心屈服于命运的支配;楚辞的最大特征是具有为政治的诗的外廓,它是强烈关心时代政治的文学;中国传统精神的基干,是人类的自我拯救,正因此,道德圣人(孔子、孟子)成了人类在地上可找到的神——人类自己拯救自己,其手段则只能是政治,于是人们势必关心政治,也势必对人类具有善意的能力产生不倦的期待,强烈表现这一精神的,在先秦时代,便是《诗经》与楚辞;屈原的灵魂徘徊在神的世界里,但在那里它得不到拯救,因而它最后还是回归人间故乡。[1]实事求是地说,吉川幸次郎的上述论见,很有独创之处,不少说法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很值得中国学者借鉴与思考。吉川幸次郎涉及楚辞的著述除了这篇《诗经与楚辞》外,还有《楚辞的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发生》(分别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3卷),均为一般性论述,属《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入门》著作中的部分内容。吉川幸次郎长期任教于京都大学,退休后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涉猎广泛,著述宏富,是日本汉学界的大师级学者,楚辞研究方面虽用力不多,但仅上述所及,即可见其见解之独到精辟。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自古以来就交往频繁, 文化交流同样源远流长, 据文字记载, 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而在中国的唐朝时期, 即日本奈良时期, 两国的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期。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 日本文化属于内驱力强劲, 善于学习吸收的文化类型。[2]这一时期, 日本多次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以及留学人员学习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 一度出现“唐风化”的现象。很多遣唐使以及留学人员归国后官居要职, 利用种种机会, 大力推广中国文化。也正是这一时期大量的汉籍流入日本社会, 加之归国人员的大力宣讲和传播, 致使日本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汉学研究高潮。据《倭名类聚钞》记载, 传入日本的汉籍有250个类别, 囊括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3]至此, 日本开创了让国民引以为豪的具有灿烂文化的奈良时代。楚辞于奈良时代 (710-784) 随《文选》传入日本。[4]楚辞传入日本后受到相当的重视, 广为流传, 对当时的日本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藤野岩友 (2005) 在《巫系文学论》中通过对《日本书纪》、《怀风藻》、《万叶集》三部著作的考察, 指出楚辞对近奈良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自奈良时代起, 日本汉学不断蓬勃发展, 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较起来,藤野岩友、星川清孝、冈村繁、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较之上述三位更专门些,成果也更集中些,尤其是藤野岩友、星川清孝、竹治贞夫三位,著作与成果更为突出:竹治贞夫既有极富实用价值的工具书《楚辞索引》,又有研究屈原的传记《屈原》,还有楚辞研究论文专集《楚辞研究》——该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日本都堪称翘楚;藤野岩友在楚辞研究上用力甚多,出版了《楚辞》、《巫系文学论》等著作,其《巫系文学论》一书,独辟蹊径,独标新意,在日本引起不同的社会反响;星川清孝有《楚辞》、《楚辞入门》、《楚辞的研究》等著作,其中《楚辞的研究》问世后颇受好评,屡被称引,这部著作全面研究楚辞的时代背景、作者、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以及楚辞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属于日本现代楚辞研究界一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冈村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功力深厚(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冈村繁文集》中文版,由王元化主编并撰写“编译序言”,其中第一卷主要收入先秦两汉论文),其中有多篇论文涉及屈原与楚辞,它们是:《楚辞与屈原——论屈原形象与作者的区别》、《楚辞文学中〈抽思〉的位置》、《〈橘颂〉的出现——关于楚辞骚体文学的分离现象》以及论汉初辞赋文学的发展等,这些文章的侧重点大多在《离骚》、《九章》上,尤其是冈村繁提出的“屈原形象与作者区别”的观点,不仅在日本学界产生反响,在中国学者中也引起一定的反响。[2]

三.日本汉学界不同时期的楚辞研究

白川静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中,有论及楚辞的专门章节,如《中国的古代文学》第八章《楚辞文学》,论述了《九歌》、《离骚》、《九章》,以及巫祝者的文学和屈原之徒等。他的《屈原的立场》一文由东方氏族制度及儒教的性格,联及屈原的思想及其创作,颇有独到之处,而《楚辞天问小笺》则依据闻一多《天问释天》、《楚辞校补》和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提出自己的见解,应该属不无可参之说。他的《楚辞丛说》涉及的方面较多些,先是论述屈原的身世及其作品的产生年代,这方面,他赞同郭沫若的“三期说”,即屈原的作品分别诞生于三个时期,但他的分期与郭沫若有所不同——他划分为汉北时期、陵阳时期和江南时期;其次论述“离骚”的名义——即《离骚》诗题名的解释与评说,对此,他完全赞同郭沫若对游国恩观点的评价,认为“离骚”乃牢骚之义和楚歌《劳商》音转的说法“的确是一大发明”;此外,《丛说》中还认定《远游》应为屈原所作,对《招魂》的解说表示赞同藤野岩友的观点,对楚辞作品和先秦典籍(《尚书》、《论语》、《庄子》、《山海经》等)中多处出现的彭咸(巫咸、巫彭)人物,作了较系统的梳理。值得一提的是,白川静在他的《中国古代民俗》一书中,写了“楚辞文学的发展”一节,特别提出,楚辞文学是由巫俗诞生的,这个观点与藤野岩友有不谋而合之处。书中,他认为:《天问》取材于楚王陵墓的壁画;《九歌》是楚王室进行祭祀的舞乐曲,歌曲中所祭之神非楚地原有,而是北方诸国传来;《离骚》中的“灵均”大概是巫祝之名,这首诗是在保守的巫祝者政治参与遭到拒绝,其集团组织陷于崩坏的危机时,向神所作的陈辞诉说;《楚辞》之辞,是向神诉说的讽诵文学,辞体文学是向神诉说自己的心情,具有主观倾向,赋体文学是以外部描写为主,具有客观倾向;《九章》的《橘颂》与巫祝集团无关,这一篇是为了凑“九”之数而加上去的,它可称作振魂文学,以赞颂橘的美而赞颂国家,其多流于外表的描绘,含义及表现手法近于赋。[3]白川静作为日本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楚辞研究是他整个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学界重视,他的上述论及楚辞的见解,很有可以启发我们的地方,值得中国学者参考(当然也有不少随心所欲的说法,尤其是对楚辞乃巫文学的判断认识)。

(一) 奈良时代―日本楚辞研究的孕育期

另外,还有桑山龙平、浅野通有等人的研究也值得提及,他们虽然没有专门的楚辞研究著作,但发表了不少论文,有的很有些独到见解。如桑山龙平,不光对中国楚辞学史有所研究,写了专论王逸、洪兴祖、王夫之及他们各自楚辞注本《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通释》等的评述文章,还着意探讨了楚辞中涉及的天道与长生的关系问题,对楚辞作品中所见的鱼、鸟、落英等动植物,也作了考证阐说,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未脱王逸香花美草比兴之说框框,却也不失为独家眼光下的微观烛照,体现了日本学者重细密考证的严谨学术风格。浅野通有对宋玉下过不少功夫,着重研究了《九辩》题名、分章及在王逸《楚辞章句》中的编次等问题,对宋玉作品的真伪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还对《九章》中的伪作问题作了考辨,认为楚辞文学系统中存在有自叙性,即作品专在表述作者本人的处世立身态度,这成了楚辞的一大特征,而凭此特征,可以判断《九章》中的某些篇章并非屈原所作,乃伪托之作。应该说,文章所下的结论,即认为《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非屈原作品,系后人伪托,在中国学者看来,并不具新意,学界几乎都已知晓,甚至首肯(当然尚未成定论,还有争议),作者也了解中国学者研究的状况,他在文章的注释中有详细介绍。作者的文章主要建立在藤野岩友以《离骚》为代表的“自叙文学”观的基础之上,阐述他对楚辞文学中确有自叙性系统的看法,并以此判断《九章》中作品的真伪,文章的价值和长处在于详尽地作了具体诗篇的分类展开性比照,将《离骚》、《九章》、《九辩》等作品的诗句,一一按主要特征分类,作分析归纳,由此得出符合中心论点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完全不赞成屈原否定说,他认为中国的廖平、胡适等人否定屈原著作权的论据不足,难以成立(可以推断,他也不会赞同日本一些学者提出的屈原否定说)。为了更好地从自叙性角度判别《九章》的真伪,作者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屈原作品分为三组,从自我夸颂、自杀决心、结论性态度三方面展开比较,以这三个特征联系每篇作品中的具体诗句,作对照分析,然后下结论,在整个论述过程中,作者始终紧密联系《离骚》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以此作为判断的标准。

据传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是日本最早受楚辞影响的文献。该宪法第十四条中著有“群臣百僚, 无有嫉妒。我既嫉人, 人亦嫉我。嫉妒之患, 不知其极。”[5]圣德太子针对朝臣不断重复阐述嫉妒之害。而“嫉妒”一词, 在古代汉籍中较为多见, 楚辞中的用例不胜枚举。

在日本现代楚辞研究的学者队伍中,还有一批年龄和资格都不及上述学者的中年学者,他们活跃在当代楚辞学界,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些人中,较有影响的有小南一郎、石川三佐男、稻耕一郎等,其中,石川三佐男的研究别具一格,他专从考古资料着手,以出土文物的考证来阐述其对楚辞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见解。

然而学术界普遍支持楚辞传入日本的最早时期是奈良时代, 当时也仅仅停留在阅读或是以楚辞为出典阶段, 从楚辞对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的影响便可窥一斑。下毛野虫麻吕《五言秋日长王宅宴新罗客序》中写有“秋气可悲。宋大夫于焉伤志。”[6]“而楚辞《九辩》首句著有“悲哉, 秋之为气也”, 通篇文章论述秋天的悲哀。从上述引例中可以看出奈良时期主要以楚辞为出典阶段。此外, 从奈良时期的诸多著作中出现的有关楚辞的出典等可以看出奈良时代是日本楚辞研究的孕育阶段, 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对楚辞的专门评价和研究。但不得不承认, 奈良时代的仿唐文化风尚成为日本汉学界研究中国楚辞的温床, 为日本汉学界的楚辞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南一郎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先秦文明起源的研究方面曾出版过著作,这为他的楚辞研究提供了相当有利的基础条件——不论两者是齐头并进还是略有先后,因为这两者可以说是互相渗透而又相辅相成的——楚辞中毫无疑问包含了较多神话传说与先秦文明起源的影响因子。从楚辞研究来说,小南一郎除了单篇论文外,还有楚辞注释和研究两方面的著作问世,前者为《楚辞》,后者为《楚辞及其注释者研究》,显然,作者的功力主要在后者,它是作者专题论文的结集。该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着重楚辞的研究,共三章,包括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天问》篇的整理,楚辞后期的诸作品;后一部分专对中国三部代表性楚辞注本及其作者作评述,这三部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全书前有序章,专述楚辞文艺的编年(即楚辞诸作品的试编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前半部分论述中提出了两个“意识”——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前者系从对《九歌》与《离骚》的分析中概括,后者则直接提炼于《天问》。

(二) 江户时代―日本楚辞研究的肇端、发展期

我们先看时间意识,作者特别从《离骚》篇中摘引了含有时间意识的诗句:

自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以及中世纪的镰仓时代、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日本汉学界对楚辞的研究依旧停留在以楚辞为出典的阶段, 直至江户时代的到来。学术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楚辞研究源于江户时代。江户时代因是德川幕府统治的时代, 故而又称之为德川时代。德川幕府大力推崇儒学, 尤其是朱子学, 视之为“官学”。尔后, 这一“官方哲学”成为江户幕府统治的意识形态之一。这一时期, 汉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涌现出大量汉学家, 开始潜心研究汉籍。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江户时代起日本开始出现楚辞的和刻本, 和刻本不仅对楚辞本身进行翻刻, 有些在文本的汉字旁加上了日文训读。藤原惺窝是江户时代朱子学的首倡者, 堪称日本儒学与汉学研究的开拓者, 是对楚辞全集标注训读的开山鼻祖。楚辞和刻本的大量刊行以及楚辞训读的标注为日本汉学界日后的的楚辞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汉学界的楚辞研究迈向新高。大凡提及针对楚辞具有研究性质的成果当属秦鼎的《楚辞灯校读》。秦鼎在该论著的卷首加上了两篇序, 标注了训读, 对卷首附录的《屈原列传》进行少量评注, 并载屈复《新注》, 采用此种方法以供读者参照并读。[7]秦鼎的《楚辞灯校读》写有详细的假名, 大大降低了日本人阅读的难度, 而书中的评注也更容易让读者理解。其后, 龟井昭阳著有《楚辞玦》, 这是日本汉学家独立地针对楚辞所作的第一部注解书, 论著中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且注解详细合理。竹治贞夫指出“本书注解的特色, 是它具有透彻的合理性, 和根据古代文献的恰当而一针见血的提示”。[8]可以说, 《楚辞玦》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汉学界楚辞研究进入了发展时期。此外, 浅见纲斋的《楚辞师说》, 卢东山的《楚辞评园》都是江户时期楚辞研究的重要成果, 对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楚辞和朱注大有裨益。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三) 近现代―日本楚辞研究的盛行期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日本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莫过于明治维, 通过变革日本实现了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开启了日本近代史。明治时代初期, 汉学十分辉煌, 曾经一度出现“和歌下落, 汉诗腾贵”的现象。其中有关楚辞的研究成果斐然, 据不完全统计, 专著有二十种以上, 论文在二百篇以上。[9]明治时期出现了汉文进行的楚辞研究, 其中冈松甕谷《楚辞考》以及西村天囚的《屈原赋说》较之以往汉籍研究相比, 无论从考证的精密度抑或规模而言, 皆可堪称极富卓见的佳作。尤其《屈原赋说》在楚辞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成为日本楚辞研究的最权威论著。此外大正年间富山房刊行的《汉文大系》以及手稿本《楚辞王注考异》均极富文献价值, 其中有些资料记载为中国楚辞研究者所罕见。

作者指出,《离骚》诗中多次出现表现时间急迫意识的诗句,表明主人公对急速流失的时间流露出忧虑与焦急,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主人公对生命和理想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彷徨,它说明诗人是以形象化的时间变化来寄寓他忠君爱国的情感,以时间观念的强化来表现他忧国忠贞的情怀,而这时间意识的终结,便是“终古语义”的体现——直至生命的永远。作者围绕作品的内容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分别结合《离骚》的“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九歌·礼魂》的“长无绝兮终古”和《九章·哀郢》“去终古之所居兮”来加以说明。应该说,作者抓住时间意识(和“终古语义”)突出屈原的理想抱负和忠君爱国,是抓到了点子上。他对《天问》篇历史意识的阐释,也符合作品的原意,《天问》确实是按着历史的轨迹一路问下来的,从天地开辟、洪水传说、女娲造人,一直到吴、楚、秦的历史。中国学者林庚认为,《天问》实际所写乃是古代传说中的一部兴亡史诗,[4]小南一郎所论,对阐释《天问》主题及诗篇的内部结构,很有助益。作者还选择了中国楚学史上三部代表性的注本(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汪瑗《楚辞集解》),作了较为详尽的论析评述,这在日本学者的论著中不多见。作者对三部注本的评述侧重各有不同:评王逸《章句》,偏于对注释样式的探讨——两种注释样式,一是王逸的“章句”,二是淮南王刘安的注释,后世所继承的乃是“章句”之学;评朱熹《集注》,着重于朱熹楚辞观的变迁,并由对朱的编纂时期及其对旧注的不满,认定他的注释特点与风格;评汪瑗《集解》,着重其注释方法的探讨,《集解》是明代一部很有特色和价值的注本,为后世所推重,作者将其与王逸、朱熹的注本并论,可见作者之慧眼。值得一说的是,作者在“楚辞后期的诸作品”一章中论述以远游观念为中心的道家思想时,列了几张图表,颇见匠心(包括《离骚》中的二次“天上游行”),尤其是“远游关系作品一览”,涉及了《九章》(屈原)、《九辩》(宋玉)、《惜誓》(贾谊)、《七谏》(东方朔)、《哀时命》(严忌)、《九怀》(王褒)、《九叹》(刘向)、《九思》(王逸)等,足见作者为系统阐述问题所花费的功夫。

(四) 当代―日本楚辞研究的鼎盛期

稻畑耕一郎曾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屈原赋今译》译成了日文,还撰写过《屈原否定论谱系》和《何天行的屈原否定论》两文,这些,应该说是他把中国的楚辞研究状况介绍给日本所做的一部分工作,目的是为了便于日本学术界和读者的了解,尽管他本人的观点或许未必一定赞同否定论,但他的这一工作本身——有关屈原否定论系统介绍文章的发表,却在中国楚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因为它们毕竟为否定屈原的存在提供了历史性资料。[5]稻耕一郎本人的楚辞研究,除了上述以外,用力较多的大约是宋玉研究,它包括对宋玉文学的分析及评介,宋玉集子的编纂、流布与散佚等的论述。稻认为,魏晋与隋唐之际,对宋玉评价较高(包括杜甫、李白及李商隐等),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昭明《文选》在当时的巨大影响——《文选》中收录了宋玉多篇作品;与此同时,作者还就当时曾行世的《宋玉集》作了佚存钩沉,以见其原本之概貌,他从《北堂书钞》、《文选》等书与古籍注释中辑录了多条有关宋玉的记载文字,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说明。从稻的研究文章可以见出,在掌握充实材料的基础上对所论问题作细密考据和合理分析,从而得出平实的结论,是他的研究特点和风格,这一点,不光对宋玉的探讨如此,对《离骚》错简等的研究也有所体现,如《“楚辞·离骚”错简献疑》一文,在详细引述了对《离骚》中关于灵氛卜辞范围的历代各家说法后,作者不仅由此得出结论,还在文章末尾专门列出“关于灵氛卜辞范围的各种论点图表”,对照列出了从东汉王逸以迄现代郭沫若、马茂元等十多家权威注家的注释看法,以便读者自己参照比较,从而将问题展示得更为清晰。[6]

通过对楚辞相关文献的综合梳理不难发现, 日本楚辞研究的多数成果基本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 楚辞研究的范围以及成果形式和数量堪称中国除外的全世界范围楚辞研究中的翘楚。从研究范围来看, 当代日本汉学家将目光从楚辞作品本身转向楚辞作者的身世, 人生的丰富经历以及楚地的民俗风情, 历史文化等方面。研究视角方面同样发生了转变, 汉学家采取全新的研究视角对楚辞展开全新的诠释。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诸如青木正儿和赤冢忠等人。

最后还要提及一位专研赋的作者藤原尚,他的《骚赋与辞赋的分歧点》一文,虽是立足于赋的辨析,却也涉及了楚辞,特别对宋玉的作品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颇有参考价值。文章指出,屈原作品与宋玉作品在创作意图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屈原所作旨在发泄怨愤,而宋玉似乎要在赋作中体现“气”的精神,这大概是骚赋与辞赋的差异所在——骚赋是咏叹屈原的怨愤或表达对他的同情,辞赋则是敷述事物的作品,而宋玉的《九辩》(及《招魂》)恰是同情屈原而写法上具辞赋特征萌芽状的作品。文章对宋玉作品中的“气”作了较具体的阐发,认为,“气”是自然和人及国家的生命活动,或是它们状况的表现,其来源大约是《老子》和《易》,宋玉并不单述“气”的运行之理,他要写出自然中还有人的生命,他把自然之气与人的体内之气结合了起来,从而开拓了文学上新的领域。作者同时还认为,屈原作品和宋玉作品中都有自然和人的气的感应,而屈原是以人为中心,宋玉则是以自然为中心;宋玉受屈原作品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两者也有相异之处,宋玉乃重视“自然”,他用《易》和老庄的观点观察事物,注目于充满事物内部的生命活动,并极力想从中发现美,这大约便导致他的作品成了后世辞赋的母胎。[7]文章为阐明这些认识和观点,引述了大量的材料,以资说明,从中可让读者明辨楚辞与汉赋间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