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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研究是我的立身之本

日期: 2019-11-15 22:46 浏览次数 : 109

一、傣族文学的简单介绍及古籍整理的意义

我发现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很多就保藏在少数民族古籍之中。于是,我把民族古籍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傣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有着悠久的历史, 散居于云南大部分地方, 主要集中在云南省西南部, 集中的几个地区分别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在《后汉书》中, 把傣族先民称为“掸”。“掸”从单音, 本读为“胆”, 后转读为“擅”;“胆”、“擅”与“傣”音都接近可见傣族的族名起源很早。清朝以来, 傣族被统称为“摆夷”。[1]因为地区分布不同, 傣族又有不同的名称。“傣泐”是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的称谓;“傣雅”是元江、新平、金平等地区傣族的称谓;“傣绷”是耿马、澜沧一代的傣族的称谓;“傣那”是德宏地区傣族的称谓。与中国接壤的越南、老挝和缅甸也有大量的傣族居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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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 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傣语在不同的地区曾经使用过四种性体不同的拼音文字, 即傣泐文, 傣哪文, 傣绷文和金平傣文。傣文最初用于记载佛经, 后来逐渐地扩展到普通的社会生活中来, 用来记录神话传说、长篇故事、小说、历史、政府公文、天文历法等等。解放后, 傣文经过改进, 形成一种比较统一的傣文, 之前的四种傣文就统称为老傣文。从老傣文的古籍数量上看, 傣泐文最多, 傣哪文次之, 傣绷文国内比较少, 金平傣文则属稀少。[2]傣文古籍文献中, 贝叶经所占比重最大。傣文古籍文献内容繁多, 囊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哲学、法律、教育、文化、科技、医药、农业、宗教等等。尤其是佛教经典, 号称译三藏经典八万四千部;《经藏》五大类, 二万一千部, 《律藏》五大类, 二万一千部, 《论藏》七大类, 四万二千部。而在傣文文献中, 其文学古籍数量巨大, 文学表达方式众多, 有诗歌, 小说, 散文, 神话, 传说, 故事等等, 有的作品长达几十万字甚至多达一百多万字。这些文学作品记录了傣族发展的历史, 也反映了当时傣族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于了解傣族的民族心理的形成, 傣族文化及传统的形成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建国后, 政府多次组织对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 涉及到历史沿革等问题的时候, 往往是从考察这个民族的古籍中获得的。[3]这些文学古籍中所反映的人物的关系, 人物的活动也成为考察傣族的政治制度, 风俗等方面的重要的历史资料。在傣族的历史文献中, 典籍固然非常丰富, 但是文学作品也是不少, 单就叙事长诗就多达500多本, 还有许多是口耳相传而没有形成文本的, 这些资料不仅是研究傣族文学的重要的资料, 也是研究傣族历史、政治以及民俗学、民族学的重要资料。因此, 傣族古籍中诗歌古籍的整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发现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很多就保藏在少数民族古籍之中。于是,我把民族古籍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一、傣族古代诗歌典籍整理的现状

我个人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少数民族古籍和傣族研究。从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傣族研究,特别是傣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是我的立身之本,我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自己的学术之路的。

(一) 傣族古代诗歌典籍的数量

我的傣族研究之缘

在离现在三百多年写的《论傣族诗歌》一书里作者自我感叹:“我这一生只看了三百六十五部”, [4]可是, “在我以前一百八十年, 《哇雷阿塔乃甘哈傣》的作者当时统计说, 总共有四百五十部, 其中一百二十六部他来不及看, 在他看了三百二十四部以后, 就开始写长达四百八十三页棉纸的《哇雷麻约甘哈傣》这部了不起的书了。……可以肯定, 这“四百五十部”是在我们以前一百八十年的确切数字。因为一百八十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的叙事长诗已经确实达到整整五百部了。”[5]另外吴之清也写道, “傣族文学接受、吸收佛教文学之后, 逐渐创造出五百多部长篇叙事诗。”[6]

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当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学习。华东教育厅下发一个文件,说要从大学一二年级文科生中招收学生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毕业后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工作。抱着对祖国边疆的向往,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批准后就于当年11月初来到了首都北京,开始与民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论傣族诗歌》记载, 此书成于1615年, 在成书之前的30年, 此书作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500所部叙事长诗中的365部。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 在300多年以前, 傣族的文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很繁荣的阶段, 单从长诗这样的一种文学类型的作品来看, 已经成书的有500多部, 已经是很大的数量。这些书不仅数量多, 并且有些书的内容也很多, 长的字数在100万字以上。

来到中央民族学院之初,我被分配学习布依语,同时接受语言学和语音学的严格训练。1952年8月,调来了傣族教师方伯龙同志。当时教民族语的教师都还没有教学经验,需要一个学过语言学的人配合他一起编教材,对学生进行辅导。这样我就被调出来与方伯龙合作,提前学傣语、傣文,并一起编教材、作辅导,开始了傣语教学工作。过了不久,又调来了孟尊贤同志,我又多了一位良师益友。不过,那时学的是傣语德宏方言。到了1955年,从西双版纳调来了刀新华同志,我又从事傣语西双版纳方言的学习与研究,一直延续至今。那时的西双版纳还叫十二版纳,是个非常神奇、令人向往的地方。1958年初,我和刀新华带领学生到西双版纳实习,参加社会历史调查,与傣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直到1959年夏天才回到北京。正是这一段经历,奠定了我后来长期从事傣族研究的基础。

(二) 傣族诗歌整理的成绩

关于傣文古籍研究

  1. 解放后, 对傣族的古籍文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理。

我对于傣语的研究都是从教学过程中受到启发,为教学需要而进行的。所以我的研究重点都在傣语语法方面,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中最具特点的语序问题。傣语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傣文却有更大的研究空间。我国德宏傣文和西双版纳傣文都有新老两种文字。新傣文是现实应用的文字,而老傣文记载了大量历史资料,更是研究的宝库。1975年,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邀我去帮助他们编馆藏的傣文文献目录,使我有机会接触大量傣文历史和宗教文献。我找到了水野弘元的《南传大藏经总索引》,后来又在曼谷买到了一册《汉梵英泰佛学辞典》,使我对傣文佛典的翻译有了科学的依据。同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邀我参加他们的“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项目,我又开始了解傣族的天文历法及其文献。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1983年,我成为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此后,我逐步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老傣文古籍的研究上来,并主要做了几件事:编译了北京各单位所藏的傣文文献目录,摸清了国内贝叶经的保存情况,编了部分傣文文献图谱,翻译了《续泐史——近百年大事记》,译注了两部傣文的天文学文献。

1981年, 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 对我国古籍整理做出了宏观的指导。指示规划了一个30年的长期计划, 并且从古籍的文本整理, 善本的保护, 人才的培养, 领导的支持等方面比较详细地拟定了实施的细则。在这样的环境下, 傣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和保护工作有效地展开, 出了很多成果。解放以来, 已经整理出版了傣族爱情悲剧长诗《七妹与岩杰焕》, 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 长诗《红宝石》, 叙事长诗《十二魔头》 (又称为《兰戛西贺》) , 民间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 《三牙象》, 《三只鹦哥》, 《松帕敏嘎西娜》, 《苏文纳和她的儿子》, 《线秀》, 《一百零一朵花》, 《厘俸》, 《召树屯》等等。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意义最大的是两部天文学文献《苏定》和《历法占卜要略》的译注,我还撰写了解释性的文章,即《傣历中的纪元纪时法》。我把两部文献中的计算程序公式化了,从而解开了傣族天文学的计算数据的奥秘。有了这一套公式,就能计算出每年的泼水节日期、八月份的大小、当年有无闰月等,还能计算各种天体的运行位置。我编过两册年历表,一册是《傣历、公历、农历百年对照年历》,这是完全按计算公式推算的;另一册是《西双版纳傣历年历汇编》,这是按照多本已有的傣历年历表译成汉文,汇拢成册,是一册二百多年的年历表。

  1. 形成了一些专门的机构来从事傣族古籍文献的整理。

由于有傣文古籍开路,我逐渐地进入了少数民族古籍的领域。随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和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国家民委系统性的古籍工作的开展,我很快就进入到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中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很多就保藏在少数民族古籍之中。于是,我把民族古籍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2006年,我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解》出版,这部书集中了各文种专家的智慧,以词条的形式全面介绍了我国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古籍精品,共收录精选的4000多个条目,涉及各种民族文字书写的古籍和价值较高的口传文献,内容丰富,准确地介绍了有关古籍的作者、时间、内容、版本等特点,对当时开展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2007年,文化部成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我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又被聘为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这方面工作规模最大的是参加国家民委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编辑工作,由我担任主编。这项工作从1996年开始,至今已编印出版24册,全套书出齐估计会有六七十册。

比如: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 云南民族学会傣学研究委员会, 傣族简史编写组, 云南大学傣族文化研究所, 这些机构促进了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工作。

我的语言学理论研究

  1. 聚集了一批傣族文献整理的研究者。

  2. 对整理成果进行研究之后, 发表了数十篇相关的论文, 专著。

“语言学理论与方法”是我60年来理论思维的结晶。我刚刚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的时候,当时主持我们语文班学习的马学良先生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语言学技能训练。从听音、辨音、记音到归纳音位系统、制订文字方案一系列技术性过程,都经过反复的练习。这为我们后来步入语言学的殿堂铺好了基石,我们后来在语言学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三) 傣族文学古籍整理的不足

改革开放之后,我在系里系外既上傣语课,也上语言学概论课。当时民族学系的林耀华先生邀我给他们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语言学概论课,我考虑到民族学系的特点,就把民族文化结合进来讲,这就是我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开始。1998年,我出版了《文化语言学发凡》一书。书中已涉及一些浑沌学问题,但还没有展开。20世纪90年代初,我把浑沌学理论和方法引用到语言学研究中来,这是语言学方法的一场改革,其影响将逐渐显现出来。此后我结合几次有关问题的讨论会,写了浑沌学与语言研究的系列论文,进一步阐释浑沌学思想。

  1. 傣族的很多文学作品, 都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下来。

我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常带有跨学科的性质,文化与语言的结合是跨学科的,浑沌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也是跨学科的。我常要求我的学生在看非语言学的书时想着语言学问题,在看语言学的书时想非语言学的问题,这才有可能借鉴别的学科的成就来刺激本学科的发展。我认为,培养自己的理论爱好,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

尤其是史诗, 被每一个傣族歌手视为智慧的宝库。在傣族中有地位的“章哈”, 要想出名靠的就是能熟练背诵有名的史诗, 并且能够纯熟地演唱。一些好的史诗唱本, 被歌手收藏后, 一般不轻易外传, 这种习惯上的互相保密和隐藏善本的情况, 给古籍的流传带来了不利。傣族所保留的古籍文本, 由于受到佛经的影响, 都没有注明作者和写作年代, 这就无法准确地确定成书的年代及作者。这也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很难确定在解放之前傣族的古籍整理情况。只能从一些书籍中, 根据内容进行推断。

文化语言学、民族古籍和傣族研究这三个领域的工作现在已有很多人在做,但有时我又有一点疑惑,比如傣族天文历法的研究,还有人会继续下去吗?这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是要懂老傣文;第二是要懂一点天文学知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集中精力做一件事的决心和时间。在课堂上,我曾对学生说,对老师的最大回报和鼓舞,就是要超过自己的老师。对此,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1. 还有很多书只有目录, 没有搜集到抄本。

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起佛家的一首“西江月”,它的后四句是这样的:“有用用中无用,无功功里施功,还似果熟自然红,莫问如何修种。”人生中有些看似很有用处的事,常常是没有用的,有些看似没有功效的事,到时候常常是很有用处的。一切都听其自然,只要永远有一颗进取的心。这既符合我的浑沌学思想,也符合我的人生理念。

王松先生从1958年起一直生活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 对傣族流传的诗歌进行了大量搜集和整理, 在搜集抄本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 据王松先生统计“我们在西双版纳和德宏两州仍然搜集到叙事长诗的目录达三百六十多部, 同时收集到傣文手抄本叙事长诗一百多部。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了长达十万行的《吾沙麻罗》, 长达四万余行的《沾巴西顿》, 以及最早的悲剧叙事诗《朗纳康》等都还不计在内。”[7]笔者去西双版纳、德宏等傣族地区进一步调查之后才真正发现, 傣族的诗歌简直就像海洋一样深广。据说, 西双版纳有叙事长诗五百部, 而德宏的《阿銮》叙事诗就有五百五十部。

  1. 搜集到的书, 还没有完全地翻译, 出版。

在勐海县档案馆, 就藏有贝叶经、棉纸经188册, “内容涉及傣族历史、民间故事、哲学、天文。体裁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但由于没有专业人才, 致使这些珍贵的民族文献至今尚未翻译, 更谈不上开发利用。”[8]

  1. 还有很多的叙事诗, 是民间传诵, 并没有整理成为书籍。

  2. 电子化还不够, 不利于保存, 传播和研究。

  3. 形式单一, 应该要有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