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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英国人不了解鸦片战争 英国汉学家眼里的鸦片战争

日期: 2019-11-15 22:46 浏览次数 : 108

○1○8○9○14○15○16H.C.Chang.Chinese Literature 3: Tales of the Supernatur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3.p.128,p.140,p.13,p.129, p.136,p.119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清末鸦片馆里吸食鸦片的妇女。在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看来,英国人也对鸦片战争怀有深深的内疚,内疚有时让人道歉,有时让人自辩,英国人选择了后者 图/南方周末 创造“鸦片战争”这个名字的,是一个英国记者,目的是讽刺英国政府的不道德行为。 “对英国人来讲,这是国耻,是我们最不应做的事。”撰写《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常因这场战争而愧疚,同时又努力保持冷静。2016年3、4月间,在《鸦片战争》中文版推出半年多后,蓝诗玲来到中国,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华。 中国历史学家茅海建在2007年曾邀请蓝诗玲到北京大学做了三四个月访问学者。她与很多中国近代史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一边阅读茅海建的名作《天朝的崩溃》,一边去图书馆、档案馆搜集资料。 《天朝的崩溃》中的几处细节,令蓝诗玲印象深刻。书中写到的三元里抗英,使她发觉,清朝并不是统一的整体。这本书总结道,奋起反抗的民众意在保卫家园,“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在另一个故事中,伯麦、义律等英国将领遭遇台风,流落小岛,花了一大笔钱请村民送他们回澳门。村民们并不关心战争,倘使他们把这些外貌特征明显的“番鬼”送交官府,鸦片战争可能结局大变。 回国后,蓝诗玲开始搜集英文资料。经过两三年撰写,《鸦片战争》于2011年1月定稿,当年夏天出版。很多英国读者反馈,自己原来不了解鸦片战争。蓝诗玲发现,英国人更关心大英帝国在印度、中东、非洲的行为,他们的遗忘与中国人的牢记对比鲜明。因鸦片战争,西方产生“黄祸论”,中国人则开始反省自身的“民族病”——鸦片战争从清政府眼中不起眼的“边衅”,逐渐转变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惨开端”。 蓝诗玲起初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其间,因为短暂学习自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的中国历史,她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产生兴趣,决定转系。 大学三年级,蓝诗玲如愿转去中文系。从那时算起,她对中国的兴趣已经超过20年。她的普通话发音标准,用词不确定,随时查问订正。谈起中国,她口中不时蹦出“国内”这个词,似乎在用中国人的方式思考。1997年,蓝诗玲第一次来中国,到南京大学的中美中心学习一年。那时她刚从剑桥大学本科毕业,历史、中文各读两年。 在中美中心,蓝诗玲遇见了历史学家高华。高华跟蓝诗玲谈中国在1949年前后的变化,1980年代的“文化热”等话题,是第一个向她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中国老师。蓝诗玲用中文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高华担任导师,为她介绍了很多一手、二手资料,以及研究途径。回英国读研究生,蓝诗玲选择的题目相近,但研究范围扩大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经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蓝诗玲赴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仍定居于剑桥。蓝诗玲觉得守着剑桥大学图书馆很幸福。这家图书馆是英国的“版本图书馆”之一,英国出版每种新书,都送去备份。那里中文书很多,可以登录中国的论文期刊数据库。研究有需要,她还可以提出购书申请。 蓝诗玲已经做了十五六年的翻译工作,英译过韩少功、朱文、张爱玲、阎连科、鲁迅等中国作家的小说。英国读者看翻译作品比较少,但她发现,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书,数量慢慢在增加。蓝诗玲去年开始研究中国作家张承志。她觉得张承志是个独特的人物:认同“文革”时期的信仰和理想,有伊斯兰教背景,在1980年代出名,写小说强调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三种因素可以存在于同一个人,非常有意思,我主要想了解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蓝诗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研究鸦片战争研究对蓝诗玲影响深远。“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着作,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先入之见。”她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必须用鸦片挣钱战争就必须打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在蓝诗玲的书中多次出现。蓝诗玲看过中国电影《鸦片战争》和《林则徐》,觉得有助于了解义律这个“黑暗”的角色。在片中,“义律是个淫荡的恶棍,妄图用鸦片奴役中国人民”。 当时,义律在英国国内其实并不受欢迎。《泰晤士报》的评论曾诅咒:“义律的脑袋、身躯和四肢也应该被分割为一千个圆柱体,以警告他所有的家人。”蓝诗玲写道,战后几年,义律的对手琦善都认为他真被砍了头,哀叹:“命真苦啊,可怜的义律。他是个好人。” 义律是废奴主义者,也反感鸦片贸易及鸦片商,蓝诗玲写到了他的复杂:“既有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也惯于投机取巧;既有责任心,又于心不安;既伪善,又自欺。”义律自辩在为“一场正义的、必需的战争”而战斗,又强调:“不要忘记,导致这场战争的中国当局的行为……是由英国臣民方面的严重错误造成的。”因为观念、职位、诉求的冲突,义律的言行举止相当矛盾,与中国人对他的一贯印象相去甚远。类似的认知差异,在两国交往过程中源远流长。 南方周末: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中国抱有仰慕之情,但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出现了普遍的反华情绪,主要原因是什么? 蓝诗玲: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失败以后,参加这个使团的人对中国的判断,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写过对中国不大宽容的游记或者报告、汇报。巴罗的例子很典型。他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轻视,甚至可以说蔑视。这些作品出版后,对英国有比较大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写过一句话,意思是:英国人是用文字、用笔把中国消灭了。 说中英矛盾的根源是经济、贸易,是因为清朝不愿意答应英国对两国贸易的那些要求,导致马戛尔尼等人说了那么多对中国不满意的话。 何伟亚有些观点值得注意。简单说,英国人没有资格谴责清政府不愿意答应他们的要求。那时候的英国人觉得,他们所谓自由贸易或经济有普遍性。说实在话,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系统。清朝有什么理由要服从这个系统,跟着英国人做事? 我很认同,每个国家都有主权,要控制自己的经济、贸易。如果清朝人跑到英国,向他们提一些要求,英国政府可能也不会答应。 南方周末:这些变化,其实反映了英国或欧洲自己的变化? 蓝诗玲:是的。下学期我要开一门课,讲中西关系或中西交流的历史,大约从1600年讲到当代。这门课的一个基本角度,是西方怎么看中国。西方人对中国的观点,常常不说明中国内部的什么问题,而更能说明西方人有什么样的心情、心理状态。 南方周末:英国讲贸易,清朝维持自己的朝贡体系,是否可以说,这种两国的不同理解,是战争爆发的原因? 蓝诗玲:当然。英国主张的国际系统和清朝所主张的对外系统,都觉得自己有普遍性。那时候的英国人看待中国有局限性,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愿意从清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比如,清朝不愿意让外国人学中文,进入广州城,或者在更多地方居住。英国人把这看做地地道道的排外,看做清朝非常骄傲的反应。但清朝不一定这么看,这是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 清朝并不排外。为了保护、增强自己的权力,他们吸收了欧洲很多不同国家的因素和影响,可以说比较务实。他们不是汉族人,但吸收了孔孟之道,还有蒙古、西藏的因素。康熙皇帝让传教士做制造武器、绘制地图等非常有用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讲到,当时英国在印度、阿富汗面临很多外部问题要处理,那这场战争是不是存在一些偶然性,本来可以避免呢? 蓝诗玲:战争里有很多复杂、暧昧的因素,不过我一再强调,基本根源一清二楚,就是贸易、经济、鸦片。英国政府不愿意放弃从鸦片里得到的利润和金钱,一定要趁机把鸦片合法化。这是他们比较重要的目标。 英国人让印度人种鸦片,鸦片处理后可以送到中国去,在中国用卖鸦片的钱买茶叶。茶叶送到伦敦,在私人购买之前,英国政府要收取关税。用关税做什么呢?很大部分用来发展英国的海军,没有海军当然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鸦片贸易与大英帝国的权力和存在,有太密切的关系。 到1839、1840年,英国议会、政治家还在考虑要不要调兵去中国。有人提出:算了吧,不做鸦片贸易,我们应该另找收入控制印度——卖鸦片的钱,有一部分用来保护英国在印度的政府。但是他失败了,大多数声音还是觉得,没法放弃用鸦片挣钱。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有必然性的,里面有太多国家利益。 对英国人来讲,这是国耻,是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南方周末:谁起了“鸦片战争”这个名字? 蓝诗玲:第一次创造和使用这个名字的,是一个英国记者,应该是1840年或1841年。这个名字,是为了讽刺英国政府的不道德行为。 南方周末:为什么《南京条约》没涉及鸦片,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有所涉及? 蓝诗玲:根据英文资料,《南京条约》未涉及鸦片,主要因为当时中国官员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下决心,一定要把鸦片合法化。主要是这个原因。 南方周末:为什么两国在1909年达成禁止鸦片的协议? 蓝诗玲:一方面是清末的反鸦片运动;此外,大概在1870年代开始,英国有个非常活跃的反对鸦片的运动,差不多在同一时代,英国国内的鸦片也被禁止了。 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蓝诗玲认为鸦片战争是英国的“国耻” 图/南方周末 图片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义律在当时的英国并不受欢迎,媒体诅咒他应该被分割成一千个圆柱体。实际上他是一个复杂体的结合,他本人也反感鸦片贸易 图/南方周末 渐忘鸦片战争 要么是故意要么是懒惰 语言一直给鸦片战争的研究带来麻烦。或接触有限,或囿于英语水平,中国学者对鸦片战争的英文资料掌握不多。而196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中能兼顾中英文资料,以分析鸦片战争脉络和细节的学者也不多。 近四十多年,英语世界的学者研究鸦片战争,主要依靠议会和英国外交部的文件、出征中国者的回忆录,以及传教士的书信等。“如果没人把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他们自己很少去中国搜集资料。”参加讲座时,蓝诗玲对读者们说,“在这方面,我也许可以做点工作,让更多英国人关心当时到现在这一百七十多年,中国人怎么看这场战争。” 南方周末:讨论鸦片战争,英国人有没有更多地论及道德问题? 蓝诗玲:有。打不打仗,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少人觉得,英国不该打鸦片战争。很多英国人对于这件事非常反感,不愿接受。也许可以说,从1840年一直到现在,很多英国人心中对鸦片战争深感内疚。内疚有时让一个人想道歉,有时也让人自我辩护。当时,他们不说这是“鸦片战争”,而说是“中英战争”。很多生意人或政府官员为这场战争辩护,是想让中国人开眼界…… 他们把这种贸易看做一种极端的自由,自由、文明等很多东西就混在一起,当然很虚伪。 南方周末:这场战争最根本的特征是鸦片,但英国人讨论时用的是文明、自由贸易等字眼,这其实是一种话语策略? 蓝诗玲:完全是。书里一个比较基本的观点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西方观察者看中国的时候,陆陆续续地吸收了这样的策略,内心非常矛盾。一些英国观察者提出,是中国使他们去打仗。我觉得,他们创造出了一个“中国”。何伟亚较早的一本书,《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提到,这个过程从18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不仅仅是鸦片战争才开始。 南方周末:1845年,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为什么会展出林则徐的蜡像? 蓝诗玲: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表达因打败中国而产生的骄傲和自豪。在英国人原来的想象中,林则徐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很有威权的人。他们觉得,1842年把中国打败了,把林则徐的蜡像放到伦敦,可以表现出林则徐并没那么可怕。 南方周末:为什么后来英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记忆那么模糊? 蓝诗玲:要么是故意地要把它忘掉,要么是一种懒惰。这不是最近几十年的一种遗忘。为了了解英国人怎么看待这场战争,我调研过英国的历史教科书,最早是19世纪末的。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有很多老教科书,直到19世纪末,这些英文教科书都会承认鸦片战争,有时候放在引号里面,或者会说“中英战争”。一般来讲是在谈香港的时候,因为教科书要介绍英国为什么有这块殖民地。教科书向学生介绍,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占据了香港。 但是,20世纪初,我看过的教科书突然开始说,英国“得到”了香港,莫名其妙。当然,最近几十年出版的英文教科书会很坦率地谈鸦片战争。不过我想请读者注意,20世纪初,英国国内有一种“把鸦片战争忘掉”的趋向。 我也在中国研究了一些从晚清到民国,甚至1949年以后的教科书。我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档案馆以及北师大的图书馆,它们有很多很老的教科书。我同时从中国的角度去了解,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了解有什么样的演变。 南方周末:英国教科书的说法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蓝诗玲:写这些教科书的人已经不在了,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可以把这看做遗忘的开端。20世纪初,很多英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蔑视中国,或怀疑中国要侵略全世界。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来自鸦片战争的内疚感。他们非常害怕中国要侵略西方,出现了“黄祸论”。很多西方观察者知道英国在中国做过坏事,担心中国以后向英国报仇。 由于“黄祸论”,中国人移民到英国、美国和法国,要面对太过残酷的种族主义。想了解这种气氛,可以看老舍在1920年代写的《二马》。老舍还可以写得更极端一些。对于在英国的中国人,那个时候确实很残酷、很困难。 南方周末:华裔学者黄宇和认为你“若隐若晦地高呼中国该打”,你注意到这种批评了吗? 蓝诗玲:没有注意到。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应该是黄教授对我个人观点的一种误会。我在书里和这次采访多次提到,英国之所以打鸦片战争,是因为要追求和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权利。我做历史学家,没法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辩护。面对这种威胁,清朝要自我保护,要反抗大英帝国的扩张野心是完全合理的。 鸦片战争是很可能引起争议的主题。我每次出书,没法做到权威,但要按个人能力尽量去了解。写作一本书,你才真正开始处理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理解。虽然不可能完美,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进步。我想尽量做到的,是不要把这场战争写得太情绪化。虽然冷静很困难,但历史学家应该尽量客观。关键在于,历史学家能不能看大量第一手资料,然后把意思反馈或表达给读者们,让读者自己去处理内部的矛盾。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是受害者。这场战争的后果太严重了,必须尽量了解战争的意义或脉络。

在所选翻译篇目上,张心沧亦援用忠实译法。比如《促织》,“促织”即蟋蟀的别称,翟里斯译为“The Fighting Cricket”,添加了“善斗”这一定语,而张心沧则直译为“The Cricket”。再如《乐仲》,张心沧采用威妥玛-翟里斯拼音法译为“Yueh Chung”来得直白与了然。其他两篇,《窦氏》与《黄英》,张心沧亦是循此路数译为“The Tou Lass”与“Yellow Pride”。

○5○19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197页。

二、“超自然”与本事考

除忠实推介中国学者的聊斋研究成果外,张心沧亦承袭了国内考证聊斋故事原型的研究路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指出,《聊斋志异》“亦颇有从唐传奇转化而出者”,○11 此即是说聊斋故事并非完全为蒲松龄独创,而是对前人作品的改写。改写传统题材是《聊斋志异》成书的重要途径,而探究本事亦成为聊斋研究的一大向度。

张心沧在绍介聊斋故事时,运用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寻绎出《聊斋志异》故事中的潜隐结构:“金榜题名、娇妻美妾、贵子贤孙、生活富足”。○16 这一结构的彰显有助于我们对聊斋的进一步认知。

一、以忠实为翻译标准

○6John Minford.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London: Penguin Book Ltd,2006.p.214.

○24刘东《汉学不是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人民日报》,2014年04月10日。

○22○23Robert Joe Cutter. H.C.Chang, Chinese Literature 3: Tales of the Supernatural.The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12, N0.1,1985.p.63,p.64.

○7Songling Pu. 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tr. Denis C. Mair Victor H. Mai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9.p.378.

其次,张心沧的译文如实传递了原作的风格。翟里斯在英译《聊斋志异》序言中曾指出,蒲松龄“文风纯真而优美”,将“洗练的文风发挥到了极致”(terseness is pushed to its extreme limits);○3 德国布罗克豪斯大百科全书亦称聊斋“文字简洁而优美”,日本大百科事典则指出“它的文字简洁、清新”。 ○4 张心沧的英译未改动原作的风格面貌,以忠实的译文传达了聊斋雅驯与洗练的文风。

在该卷中,关于《聊斋志异》的译介占了近乎全书三分之一的比重。张心沧精选并迻译了在其以为“最可表征蒲松龄艺术才能” ○1 的四则聊斋故事——《窦氏》、《黄英》、《乐仲》与《促织》,并撰有长文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做了达十六页的详致绍介。其在迻译聊斋故事方面,高度忠实原文;在绍介方面,张心沧承袭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袭用国内考证聊斋故事原型的做法。此外,张心沧引入西方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对聊斋在中国文学史上非一流地位给出了解释;对聊斋中的 “娇妻美妾”婚姻家庭模式、“阳物崇拜”现象做了点睛式回应,为《聊斋志异》提供了一种解读维度。

张心沧原籍上海,英国著名华裔汉学家。曾担任剑桥大学现代中文讲师,1972-1983年任伍尔夫逊学院研究员,1983-2004年担任艾莫瑞特斯研究员。张氏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取得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并于1976年获得享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中国文学——超自然故事》作为张心沧的一项重要译介实绩是其关于中国文学六卷英译本中的第三卷,选译唐、宋、清三代的文言小说共12篇。该卷本译介并举,涵括两篇梳理中国“超自然”故事谱系的长文与十二篇文言小说英译,并在每则小说英译文前附有导语,对故事加以阐幽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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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三、对聊斋的结构主义解读

张心沧对书名《聊斋志异》中“聊”这一布满歧义词的处理以及对所选篇目标题的翻译上,便集中体现了“忠实”这一特点。

《聊斋志异》中大部分故事可谓义归正直,辞取雅驯,虽存在香艳的情色味道,但蒲松龄对男女情感世界的探索只不过进一步肯定了其对于谨慎、中庸传统的尊重,他并未违悖中国传统思想——通常是有节制的欢乐而非不受限制的激情,○5《窦氏》篇中写南三复与窦女私会,“自此为始,瞰窦他出,即过缱绻”,其中“缱绻”一词的使用便颇为涵雅。张心沧对此心有灵犀,将“缱绻”译为“spend his time with the girl”,切合原作内敛与雅致的文风;而《聊斋志异》类似的男女情事描写,闵福德之英译则过于直露与张扬,如将《莲香》中“女飘然忽至,遂相款昵”,直接译为“Suddenly there she was, and soon they were making love”,○6 以“make love”来对译“款昵”,显然过于露骨与流俗,完全悖离了原文风格。

○17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李晨曦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4页。

○3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London: De la RueCo.,1880.p.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