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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信:我和社科院的故事

日期: 2019-11-15 22:46 浏览次数 : 95

他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士;他曾在世界诸多名胜古迹前驻足停留,抒发对生命、永恒和美的哲思;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方美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也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成长的见证者;他如今虽已87岁高龄,却依然风度翩翩,他淡然地向记者娓娓道来自己走过的不平凡之路,那是一种历经岁月洗涤之后的释然与超脱;他谦虚和蔼,相信没有永恒,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就是著名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

7月 27日上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信君研究员一行到我院调研,刘信君副院长一行主要针对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主管的《地域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事宜进行学术交流。我院副院长索晓霞研究员、《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黄旭东研究员、民族研究所所长黄晓研究员、文化研究所王路平研究员以及历史研究所、社会研究所、文化研究所的相关研究人员出席了座谈会。来自云南大学的方铁教授、四川大学的彭邦本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的廖国一教授、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的罗运兵研究员、遵义师范学院的陈季君教授、长江师范学院的张羽华研究员、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宋博瀚副研究员以及我院的王路平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分别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对《地域文化研究》杂志创刊后的发展。

梅花香自苦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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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汝老师您好,您的求学、工作和研究,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您的记忆中,社科院这40年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刘信君副院长一行到我院调研

汝信:社科院从成立到今天,我可以说是历史见证人。在参加完抗美援朝之后,我就转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1956年,我考入哲学研究所,师从贺麟先生。没想到在这里一待就待到了退休,待了一辈子(笑)!

7月27日上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信君研究员一行到我院调研,刘信君副院长一行主要针对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主管的《地域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事宜进行学术交流,出席此次“地域文化研究与利用”座谈会的吉林院专家学者还包括《地域文化研究》主编王卓研究员为首的编辑部相关人员,以及来自云南、四川、广西、湖北、西藏、贵州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人。我院副院长索晓霞研究员、《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黄旭东研究员、民族研究所所长黄晓研究员、文化研究所王路平研究员以及历史研究所、社会研究所、文化研究所的相关研究人员出席了座谈会。

那时社科院还没有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去。我就职的中国科学院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分支,最初社会科学方面只有两个研究所,人很少,后来渐渐地建立了十几个社会科学所,进而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学部,我们称其为老学部。现在说是建院40周年,如果连老学部一起算的话,应该是60年了。

会上,索晓霞副院长首先介绍了我院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现今发展情况,对我院以《贵州社会科学》和系列“蓝皮书”以及甲秀智库论坛为代表的学术品牌进行了重点介绍。索晓霞副院长认为,依托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主管的《社会科学战线》这种高端杂志的优秀编辑团队和全国性的优质学术资源,转型后的《地域文化研究》一定会成为我国不同地域文化学术研究成果的高端展示平台。其后,刘信君副院长介绍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对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主管的《社会科学战线》、《经济纵横》以及将要转型的《东北史地》杂志的相关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社科院的正式成立,要得益于胡乔木同志。他到了老学部之后就向中央建议,将两个科学院分开,分别成立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是, 1977年中央正式批准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整个社科院的指导思想、顶层设计、机构框架、基本体制等等,可以说都是乔木同志当年设计的。到如今,社科院从最初的十四个单位一千多人,发展到几十个单位四五千人的规模,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应该说,现在是社科院的黄金时期。

王卓主编对《东北史地》杂志十余年的发展过往,所取得的成绩,遇到的瓶颈以及由此带来的为什么要转型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并就《地域文化研究》杂志创刊的宗旨、栏目的设置以及办刊的目标和特色进行了介绍。此后,来自云南大学的方铁教授、四川大学的彭邦本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的廖国一教授、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的罗运兵研究员、遵义师范学院的陈季君教授、长江师范学院的张羽华研究员、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宋博瀚副研究员以及我院的王路平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分别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对《地域文化研究》杂志创刊后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和建议,各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的主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最后,刘信君副院长对专家学者们的与会表示感谢,对各位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进行了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以往的岁月,您一定有许多难忘的记忆,有哪些事情是让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

汝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就拿当时最尖锐的住房问题来讲,我们熟知的钱锺书和杨绛夫妻俩,他们当时也是和大家一起挤在社科院八号楼的房子里,甚至困难到乔木同志主动要求腾房子的地步!记得有一次开会,同志们向组织反映从干校回来之后没有房子住,包括很多老同志、老专家,这在当时是个很普遍的问题。乔木同志听到大家的反映之后,主动要求把自己家的房子分些出来,以解决燃眉之急。但是同志们都反对,乔木同志的房子毕竟也很有限,只能解决一两家的问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另外,研究生院也是乔木同志坚持要培养社会科学人才,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当时同样是没有房子,上课就像打游击一样,经常更换教室。但是,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条件下,我们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不仅培养了一批现在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还有在国家机关担任要职、为国献智的领导干部。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社科院艰苦创业的过程。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科院也是经历了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实属不易。

有高原也要有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做了16年的社科院副院长,经历了很多人和事,总体上您如何评价社科院这些年的发展?

汝信:就学术来讲,整个社科院总体上发展得还是比较顺当的,我们一直有国家的重点规划项目。当然,现在的学术成果是过去任何时期都没有过的。以前在社会科学方面写篇文章、出版一本书都是很大的事情,现在我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甚至每天都出好几本书,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学者的著作,学术成果这方面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但是,也应该看到问题。这几年来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感到社科院这些年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高原,缺高峰!通俗来讲,就是社会科学总体发展很不错,但是非常突出的高峰还是太少。当然,也有一些学科有很优秀的著作出来,但是真正在理论上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建树还很少。我在座谈会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在总体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创新、再创新!

行政方面,我是1982年起担任社科院副院长,1998年退下来的,在副院长的岗位上做了16年。在这16年里,我为社科院三位院长当过副手,他们为社科院的今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简要描述一下与您一起共事过的几位院长?

汝信:乔木同志当院长时,我在哲学所工作。他经常强调,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他提出,要把社科院建成真正的科学院。社科院跟大学、政府研究机构等都不一样,它在学术上一定要代表国家水平。乔木同志离开社科院后,还是名誉院长,对社科院一直很关心。在他病危时,我和刘国光同志去看望他,他还再三叮嘱我们:要记住,一定要把社科院建成科学院,科学院代表着国家的最高水平。

马洪同志任院长时,我开始担任副院长。在马洪同志的主持下,我们建了这栋大楼(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楼),可以说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办公,马洪同志立了大功。当时,长安街上要建这样一栋大房子,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引起了很多单位的羡慕。这栋大楼我们原本设计了30层,但一方面由于缺钱,另一方面又缺技术,只能盖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说,在科研基础建设方面,马洪同志尽了自己的努力。

接着是胡绳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做学术特别严谨。在做院长之时,他一直强调要有严谨的学风,做出来的学术成果要有质量。同时,他还强调研究性和科研创新,对社会科学研究要求很严,为树立社科院严谨、优良的研究氛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后是李铁映同志,他把图书馆建起来了。当时,经济所有很多珍贵资料,这些都被收集在图书馆中。图书馆对同志们搞科研起到了重要辅助作用,现在的研究生院新址也是他筹划的,这是社科院基本建设的重要事情。铁映同志本来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到了社科院之后自己牵头学社会科学,带头做研究,和同志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颇有身先士卒的精神。一方面他确实很想把社科院的基本建设搞好,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也亲自带头,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说,这些领导都从不同方面为社科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社科院的今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您还主编和撰写了一系列美学著作,其中不乏像《西方美学史论丛》这样被誉为我国研究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社科院的工作经历对您取得的丰硕成果有什么影响?

汝信:我研究美学纯属偶然。上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政治系,主修政治,辅修经济,跟美学完全不搭边。当时,我所在的圣约翰大学是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学校里没有专门的哲学系,哲学和神学一起教。我选修了一门跟宗教有关的选修课,这门课的老师是当时上海很出名的徐怀启教授。他本身既是牧师,又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课给了我一些哲学的启蒙,但是美学根本没有碰过。

1950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又南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在艰苦的行军和敌机轰炸中几乎把随身用品丢了个精光,成了彻底的“无产者”。战役结束转移到后方,却意外地发现,出发前轻装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它是我出国前途经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原本我是把它当作提高俄语水平的一个工具,没想到回到后方它竟成了我唯一留下的一本书。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多俄语单词我都不认识,但就这样半猜着读,竟然被其内容吸引了。这本书也成为了我接触西方美学、哲学的钥匙。所以我常说,我研究美学纯粹是一个“历史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