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网投赌场文学文章
分类

网投赌场跨文明研究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日期: 2019-11-15 22:46 浏览次数 : 90

●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的目的是求通。而达到这个打通,则大大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通变论与西方现代文论的结合。前者为研究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后者则帮助和改进了这一理论框架,使之更丰富充实。从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我看到中国传统通变论注重宏观谱系,但忽略具体文本分析研究的偏颇。因此,我把文本细读作为研究的重点,以这作为建立宏观谱系的基础。同时,模式的概念来自西方古典文学理论,运用模式的概念,我观察到各个具体诗人、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用戏剧、叙事、抒情、象征模式加以总结。而其他的西方文学理论,如口头表演和书写文化、读者接受、象征主义等理论等,则有助于开辟各个具体文本研究的新途径。这就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发言指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史逐渐在当代西方史学中异军突起,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与讨论。同时,全球史所提倡的“全球史观”这一宏观视野,主张用“全球观点”来看待当代问题,超出了史学的范围,近些年被广泛运用到政治、军事、外交、气候、环境、移民、性别、宗教、物种传播、文化交流等研究领域。全球史视阈中的宗教研究无疑会有力地破除欧洲中心论的一些成见,会给中国的宗教研究提供诸多新的研究视角、领域、课题、思路、材料等,它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更重要的理论意义。

○ 从内文化到跨文化,再到超文化,层层递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路径。您刚才提到中西文化相似论和中西文化差异论,这两种趋向是怎样表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魏道儒发表了题为《全球史视阈中的佛教研究》、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葛承雍发表了题为《丝绸之路视野下的中古“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入华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邱永辉发表了题为《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佛教中国化问题》、清华大学教授沈卫荣发表了题为《全球化背景中的藏传佛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丁方发表了题为《索罗亚斯德教艺术与佛教、基督教》、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圣凯发表了题为《佛教中国化的内涵、历史经验与现代意义》的主题演讲。

● 对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不能妄加评论。以我自己而言,用英语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怎样把西方传统里完全没有的概念命题用英语诠释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做学问而言,如果你能发别人未发之言,这也是机会。中国人写文章碰到一个复杂的概念时,常常绕着圈子,一带而过。而英文写作则必须把概念梳理界定清楚,做出明确的表达。所以,研究者必须阅读大量文献,去揣摩这些概念的意义,推导出其发展的脉胳,最终得出结论,也就是有了自己的观点和视角。当挑战与机会并存的时候,接受挑战,就有了研究成果。

《世界宗教研究》副主编、英文季刊《中国宗教研究》执行主编李建欣指出,在全球史的视阈中对宗教的观照,既可以是域外宗教,又可以是本土宗教。从全球史的视阈对宗教研究进行观照,将是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强有力的学术支持,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二、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

(来源:2016年12月20日《中国民族报》)

○ 所以,您不断的学术创新源泉其实来自问题意识,进行大量的文本细读、分析和思考。这是个苦功夫。那么在找到了前人所未言的学术增长点之后,您一般会使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去阐述这个新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您的研究方法,您会怎样总结?

12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中国宗教学会主办、《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与英文季刊《中国宗教研究》承办的首届“全球史视阈中的宗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30多个研究机构、大学的60多位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 在您看来,这个体和用之间,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和关系呢?

本次研讨会具有多领域、多学科、多宗教、多主题的特点,与会者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学科,主要是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哲学、国际政治等;涉及佛教、基督宗教、三夷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等;研讨的主题多样,主要有宗教传播、宗教艺术、宗教人物、宗教经典、宗教运动、宗教史学、宗教学术史、宗教人名、宗教与政治、宗教心理等。

●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办了两本杂志,一本英文、一本中文,在上面推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美国刊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杂志太少了。另外,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与我正在合作为哥伦比亚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国文学作品阅读教材,目的就是要让西方的学生看到我们中国古典文学,能感兴趣。其中一本《如何读中国文学批评》,我打算自己来做。把中国文学批评带到美国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课堂里,争取能够培养出一些将来能够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生,我觉得这非常有必要。年轻的时候选择中国文学的原因纯粹是对自己文化的一种热爱,想要报效抚育自己成长的国家和文化。那时,我从来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会有今天这样重要的地位。我更没有想到,我能够跟国内的学者合作,得到这么多支持。这说明中国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巨大进步。我们当然很开心,也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时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跟整个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同步的。中国怎样与世界进行更好的沟通与交流,这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研究汉学的人觉得自己是有一种使命感的。怎样超越个体文化的局限,通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加深我们对共同人性的理解,也让世界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觉得这是个一生的课题。

○ 您曾经在一次课堂上提过有理论入,无理论出,请问怎样理解这个理论的入和出之间的关系?您是怎样在众声喧哗的文论话语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和特点的?

○ 微观与宏观、文本细读与理论阐述的结合的确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您在《比较诗学结构》一书也采用了这种研究思路,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范畴内对中西诗学体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解读,是美国汉学界有关中国文学理论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这本书的宏观篇集中讨论了中西方诗学的宏观结构,微观篇探讨中西方诗学发展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具体理论。这是中西比较诗学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创新和突破。

○ 古今对话关注的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传承。我们在进行今天的文论建设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一是对古代理论的继承,另一个则是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古今之间,中西之间,各种文艺理论批评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前沿话题。您致力于打通的批评实践,并取得了很有意义的成果。但也有学者认为中西之间不仅要打通,还要进行互释。即:不但能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也要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来诠注西方,以达到中西文学理论之间的平等对话。那么首先,就要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最终重建中国文论系统。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个话题?

● 那就是微观与宏观、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宏观是对历史整体、对一段时期的理解与把握。宏观不能浮在空虚的概念之上,它要落实在具体的作品上。宏观和微观又涉及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不同的方面。所谓历时性就是要纵观历史,共时性就是要考察特定时期的文本里方方面面间相互内在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组概念之间的关系。《汉魏晋五言诗演变的内在机制》是我最早开始使用这种研究框架的批评实践。这是一个必须要宏观和微观兼顾、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相结合才能完成的课题。谈演变,无疑是历时的研究,必定要在宏观的视野中审阅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作者和诗集,勾勒出五言诗发展的轨迹。论共时性的内在机制,自然要探究每一组诗歌作品的文类、主题、形式的特征以及三者的内在关系。对演变过程所作宏观的、历时的研究可称为纲,而对文本微观的、共时性的研究可称为目。研究五言诗演变的内在机制,就是试图把纲和目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纲举目张。这种纲目结合的研究框架,显然是没有任何现成的范例可参照的。因为纲目分离似乎是古今学者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共同特点。虽然到了20世纪之后,古典诗歌的宏观和微观研究都有长足进展,学者们积极努力地把宏观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但这一努力并非十分成功有效。现在的文学史和诗史体例基本是先按朝代划分出大的章节,然后从章节中按照作者和作品时序分子目录。这个框架也非常好,但比较机械死板。因为这种框架下的作品细读就会局限于以诗篇论诗篇,难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展现历时发展的动态。

● 研究者首先必须大量细读原文,选定研究领域中意义重大同时自己又能驾驭的课题,接着,寻找研究该课题的最佳切入点,摸索出各种有效的分析策略和方法,然后再运用这些方法论证解答课题的方方面面。从博士论文开始,到后面的学术写作,我都是沿着这思路进行研究。以我的第一本书《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为例,我攻读博士的专业是中国古典诗歌,主要在汉魏及六朝时代。在这几百年间,五言诗取代了四言诗,成为统治整个文坛的最重要文体。所以,我决定寻找有关五言诗的课题。从刘勰、锺嵘开始到现代,五言诗的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还能有什么重要的课题等待后人发掘呢?带着这个问题意识,我通读了五言诗作,检阅了大量中文、日文、西文的有关论文专著,终于有了值得自己深入研究的课题:汉魏晋五言诗演变的内在机制。这样的研究框架,没有任何现成的范例可以参照,就有了新的可能。

○ 80年代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状况究竟怎样?

一、治学历程

● 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首先是必须有学术创新。做学问的人,无论是从事何种领域,都要有创新的精神和能力。没有任何创新处,最好不要写文章,以免浪费自己和读者的宝贵时间。这样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但这是我从导师的教诲中领悟出来最重要的学术理念。凡是读过高友工教授《唐诗的魅力》和《美典》等著作的人,不管接不接受他的观点,都会觉得耳目一新,被他的学术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所吸引。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耳提面命,学术创新的理念自然就深深铭记在心里,成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这么多年来,我基本做到没有创新的文章不写。对学术创新的追求贯穿了我整个的学术研究过程,无论是专著、编著、单篇论文,都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我有一些学术观点可能会片面或偏激,值得商榷。但不管正确与否,这些见解都是自己的心得体会。有的学者经常苦恼于找不到课题,没有自己的观点。对于我来讲,新的观点不断涌现,并且很快能达成框架。但是我写作的速度却很慢,因为怕文献会出错,论证不够严密,所以务必大量阅读、确认文献的正确性。

● 对,只有心存理想,才能脚踏实地。我一直觉得这种理想主义是我们能够事业有成的一个基础。

● 那就是建立真正的跨文化视角。在我看来,首先是要在差异与相似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平衡,不一味求同,亦避免一味地求异。其次是把注意力关注在中西文化很多共有的课题上展开比较研究。同时,我们要在中西方思想史的大视野作中对比较的结果加以评价。要用超文化的视角,来正确评价其相似和差异性,不单纯夸大任何单方面的文化特征。

● 中西文化相似论在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西方,一直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类似于西方文化,人们试图证明中国文化是一种早于西方文化的原始文化,因此应当从属于先进的西方文化;同时又有人致力于从中国文化中找到西方的观念、概念和价值标准,以此证明西方文化的普世性。而在中国,这种文化相似论体现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试图将中国文化早于西方文化当做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证据。一句话:西方有的一切,咱们东方早就有了。另一种则努力证明西方很多观念、价值和机构的雏形,中国古代都有。而文化差异论伴随的核心则是指责另一种不同于自己的异质文化缺乏在自己文化中的核心观念、价值和体系,这种差异论的危害是容易为公然的种族歧视提供理论支持。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我们能看到这种文化差异论和相似论的很多反映。

○ 理想与现实之间,常常有巨大不可逾越的鸿沟。您会怎样去跨越这鸿沟,切实推动中西文学交流的发展?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

网投赌场,● 就举对以意逆志所作的分析为例吧。以意逆志四个字,是孟子解《诗》时提出来的,一直为中国文学批评界所重视。为什么各门各派,有不同主张的批评家都认同这个概念呢?我在《岭南学报》复刊号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原因。我认为:以意逆志一词,之所以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汉语作为不带形态标记语言,因此具有无限丰富的模糊空间。历代以来,中国传统批评家不断地挖掘利用以意逆志,以其中意逆志三字的语义,及四字之间句法的模糊性,以求重新阐发孟子的论断,进而为各自的文学阐释找到理论根据。所以,只要今天的批评家愿意耐心地将中国批评术语的使用放到具体历史情境下加以考察,必然会发现:术语的模糊性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长处所在。以意逆志这样的关键术语模糊多义,正为历代批评家提供了相互对话、碰撞、竞争、推出各种新理论的宝贵空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有宏观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及严谨科学的态度,进行考证、分析、推断、阐释,来推动这个古今对话的进程。

○ 我想您的经历对于广大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是很有启迪意义的,您刚才提到学术研究追求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法,您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 怎样才能在研究中避免这两种倾向呢?

○ 中西文化交融的互通和互释是国内学界希望达成的目标,希望我们的理论能诠释西方,达到平等对话。但这首先就意味着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您做的就是古代文论到现代文论的转换。您不是从理论上推理论证,泛泛而谈我们该怎么转换、有没有转换的价值和意义,而是脚踏实地地做实证,这非常可贵。我想,正是基于您对学术创新的孜孜追求,对中学与西学之间体和用的体会,对各种文学理论的熟悉与吃透,才提出了中西比较诗学中非常有意义的三个概念:内文化、跨文化和超文化。请您简单地谈一谈这三个概念。

○ 那么,古典文学研究怎样才能做到学术创新呢?

● 关于这个问题,要首先回顾一下我走过的学术历程。1977年,我考上中山大学英文系本科,1979年成为学校英美文学首届研究生,进入了英美文学的研究领域。那时候,我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很感兴趣,常去中文系邱世友老师家谈论文学。80年代初,中国比较文学刚刚兴起,我的硕士论文就选了一个这方面的题目,探讨华兹华斯山水诗和中国古典诗歌,着眼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里情感交融的观念。在研究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我对西方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开始产生兴趣,研究视野从文学扩展到哲学。论文写完后,很受好评,我就用这篇硕士论文申请到了美国麻省大学的奖学金,于1984年来到美国深造,开始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我在1987年通过了麻省大学的博士资格考试,同时又被普林斯顿、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学校录取,都给了全额奖学金,当时,我主要在申请比较文学专业,没有考虑中国文学。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教授在这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建议我申请中国文学。他跟我谈我个人的学术研究、职业规划和当时整个的学术动向。他说,美国现在正在兴起中国文学研究,我有在大陆培养起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素养,又在麻省大学得到了很好的西方文字理论熏陶和完整学术系统训练,非常适合汉学这一领域。高老师的话对我当时的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我从欧美文学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 能具体举一个古今对话批评实践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