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网投赌场文学文章
分类

至于金声桓的文献记载有啥 有关于金声桓文献记载介绍

日期: 2019-11-15 22:46 浏览次数 : 73

(34)《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50页。

比时兵围赣州,城固不可拔,师且老,省内久虚。夏四月,大兵入河口;逾日破九江、下南康。旋以千骑逼石头镇,犹不为意;已见红缨白帽,始色骇。明日,铁骑满西山矣。大兵进次南昌,围其城;令别将东破饶州,西自浔江入麦源、青岚诸路,日昃故未下营,血刃已数百里。声桓兄成勋及部将楚国佐、得仁部将贡鳌等将叛降;宋奎光侦知,尽杀之。奎光多机智,能肆应。大兵攻得胜门急,城数坏;乃垒石囊土,悉力御之。旋出神枪火筒焚毁攻具,兵少却。报至赣,金、王大惧,亟撤围返;赣师尾之,击伤过半。声桓兵先至,其前锋刘一鹏与大兵战小胜,获巨炮三。得仁闻捷,气扬甚,控马而驰;中伏,大败于七里街,即嗒然若丧,尽撤城外屯兵入壁。声桓部将郭天才争之不得,自札黄泥洲为犄角。天才所统皆川卒,精锐无敌;三战三捷,军中颇惮之,已而奎光单骑渡江按行地利,还请『移兵二队,一驻生米渡、一驻市〈氵义〉以达饷路;继则大举逐之,必获算』。金、王并不听,专主坚壁。大兵虽屡胜而夜常虑为袭,每惊呼『王杂毛来也』!久之,见城中终无斗志,乃掘长壕以困:东自王家渡属灌城、西自鸡笼山属生米渡,起土城、驾飞桥。自是,内外耗绝。

当然,刘肃杜撰出虞世南“颇因故事”的劝谏,也是利用了虞世南与徐陵的关系。因为徐陵在陈代乃“一代文宗”,虞世南为其后辈,曾受其嘉许,《旧唐书·虞世南传》说他“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⑦《新唐书》虞氏本传亦曰:“文章婉缛,慕仆射徐陵,陵白以类己,由是有名。”⑧若徐陵《玉台新咏》真有“大其体”之事,与虞世南劝谏唐太宗作宫体诗正相牵连,两唐书本传中不容不载之。而唐太宗弘文馆学士中,褚亮、姚思廉等人皆与徐陵有旧,属徐后辈,亦皆崇徐陵。姚思廉之父姚察,在陈时亦受徐陵推重。即使姚思廉在史书中有所避讳,对徐陵撰作《玉台新咏》曲笔而讳之,但两唐书没有隐讳的必要,却也没有将《大唐新语》之载与虞世南联系在一起。当然,姚氏父子在《梁书》《陈书》的相关记载中,对萧纲以及徐陵、庾信的记载与评价,包括对宫体诗的态度,与魏徵、令狐德棻等人确实明显不同,涉及相关宫体诗的评价问题,后文详论之。

金声桓,字虎符,起群盗,号“一斗粟”,初投左良玉军,良玉以同里故,任之。积功至都督同知,充总兵官。甲申,淮扬巡抚路振飞调将分道防河,声桓与之团练两淮间,得众数万以助。大学士史可法督师出,请之从征;已驻防扬州,隶良玉后军。

无论此事是否为实,至少反映了当时人的观念:大国之才典以雅,亡国之才丽以艳,徐陵正是后者的代表。而为官于唐德宗贞元时期的杜确撰《岑嘉州集序》则云:“自古文体变易多矣,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词,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于妖艳,谓之摛锦布绣焉。”(29)从观点上看,自是无所发明,在文献上也只是因袭。这些材料,包括前引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序》,皆出现在《大唐新语》之前,虽然没有出现所谓《玉台新咏》为宫体诗张目“以大其体”的说法,但对宫体诗“淫艳”“淫靡”“妖艳”的评语基本一致。《大唐新语》的记载虽无文献依据,却与一直以来的惯性思维与定性评价相符合,因而也就躲过了千年以来的质疑。至中晚唐,艳体诗风(或称宫体诗风)又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遐思宫体,未敢称庾信工文;却诮《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30)。到了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虽然距离萧梁之亡已近五百年,但在叙述侯景之乱与梁朝灭亡时,出于“资治”的目的,他借机指斥萧纲与宫体诗,而且横亘隋唐五代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秋九月,李成栋率万人度岭攻赣以救南昌,而赣州守将高进库伪降以缀其师,使南昌坐困;成栋信之,即还军岭上。冬十月,南昌粮尽,郭天才撤兵入城;城中斗米需八十金,人相食矣。乃大出居民,虚实得尽露。大兵遂以余暇旁收郡县,凡傅鼎铨、余应桂诸军以次靖之。金、王闻报,唯有嚄唶悼恨而已。明年己丑春正月,声桓部将汤执中守进贤门,其部下与大兵通约为应。大兵乃佯攻得胜门,炮声震天,闻三百里;声桓、得仁齐师赴救,而奇兵已从进贤门梯垒以登,城遂陷。声桓自投于城之东湖死,宋奎光、刘一鹏、郭天才等巷战被执不顺命死,太保姜曰广赴偰家池死。得仁犹以短兵相接,突得胜门三出三入,与我将马首再值,各不知。已而被获,磔杀之。

从时间的重合、内容与形式的相同上看,“徐庾体”与“宫体”并无差别。只不过,徐摛与庾肩吾年龄较萧纲为长,他们围绕在萧纲身边,也影响着萧纲,当萧纲年纪尚轻,未能产生广泛影响时,这种诗风被称为“徐庾体”。等到萧纲长大,在社会与诗坛都产生重大影响时,尤其是为东宫太子之后,这种诗风更加兴盛,且以萧纲为中心,故称“宫体”。徐陵和庾信与萧纲同辈,受到萧纲及其父辈的影响,当然也是这种诗风的实践者与拥护者。庾信入北后,虽然诗风变得苍凉了,但在北方的影响依然是其以前的风格,所以赵僭王招“学庾信体”的结果只能是“词多轻艳”。徐陵、庾信后来在文学成就与影响上均超过其父徐摛、庾肩吾,他们又同时服务于萧纲左右,使得人们认为“徐庾体”之称是以徐陵与庾信为中心,并且一直存在到萧纲死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谓徐陵“文章绮丽,与庾信齐名,世号徐庾体”(16)。又谓庾信“初在南朝,与徐陵齐名。故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称:‘徐陵、庾信,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然此自指台城应教之日,二人以宫体相高耳”(17)。一曰“徐庾体”,一曰“宫体”,将两者完全等同。且以《周书》与《北史》为依据,实不足凭。事实上,“徐庾体”只是“宫体”之前的称谓,当以徐摛与庾肩吾为主,从以上所引材料可以看出他俩对萧纲及徐陵、庾信的影响,而当萧纲入主东宫——“宫体”之号因之而起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徐庾体”的称号了。特别是萧纲死后,徐陵、庾信再也没有机会共同在一起倡导与写作艳体诗,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徐庾体”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也是笼统而模糊的,从严格的逻辑推理上说,是不够严谨的。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正在于唐初史书和唐宋时期相关文献的记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⑦《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5页。

图片 1

经过唐太宗时期编纂的前朝八史之后,魏徵和令狐德棻等对待萧纲与宫体诗的观点深深地影响着唐人,《大唐新语》的作者刘肃之所以不顾逻辑地联系宫体与政治的关系,当然是因为这种观点已成定论的历史背景。从魏徵到刘肃之间,在现存的唐代史料中,还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得到不断强化的痕迹。唐睿宗玄宗时期的丘悦撰《三国典略》,其中徐摛之事完全抄自《梁书·徐摛传》,又载曰:

出自《南疆绎史》

一、政治需求与材料杜撰:从《大唐新语》的一则材料说起

明年,江左悉平,惟赣州未下。声桓自以为不世功,旦夕望得侯;乃疏还,仅授副总兵,而得仁不列衔,二人气索然。复以所置将吏多为抚按裁易之,巡抚章于天遇之倨,且勒贿无厌;心益鞅鞅。丁亥秋,有公燕,席地置氍毺;文吏皆上坐,而声桓、得仁坐于外。得仁有忿色,于天顾之笑曰:『王把总欲反邪』?二人耻且恨。得仁所居为宜春王第,常于后堂张乐;自着明衣冠,令优人演郭子仪、韩世忠故事。至是,巡按董学成至,人有讦之者。学成扬言将奏闻,乃阴遣人求重赂,兼乞其侍儿。得仁恐,即以侍儿予之;居家状更泄。抚按并力持之,株求累亿。得仁怒裂眦,坚劝声桓速举事;声桓以妻子俘留都下,犹豫未决。寻幕中客诡言唐王未死,实在五子寨。命客往探之,客即假以敕命封声桓镇江公、得仁维新侯;金、王大喜过望。戊子正月,江抚章于天忽率骑之瑞州,捕掠富室;客曰:『此非为刮金去。前有北骑数千,莫知所向;殆与赣抚会议而后发,将不利于公等邪』!适声桓妻子已自都还,因集诸将士密议,书约山东、河南克日并举。得仁出建昌,合揭、杨诸部;或说之曰:『声桓疑而诈,脱有中变,而公顾居外也;不若坐据省门,仗钺投袂为必不可曷之势以胁之,彼必不敢不从。但贵神速耳』!于是,得仁立传令部勒全营,杜七门,围守巡按官廨(时正月二十六日夜漏下已三十刻)。翌晨,七门不启,得仁擐甲出缚学成,至桓声自状云:『奉诏为此』。声桓唯唯,未及答;得仁即起而割其辫,以令箭传示诸营悉去辫。出谕安民,伪称隆武四年。凡军民之戴缨帽者,辄射杀之;一时城中弃积如山。即日绞杀董学成及副使成大业,擒章于天于江中。首迎太保姜曰广入省,为盟主;金之族人皆得为都督。其幕客黄人龙为总制,王妻弟黄天雷为兵部侍郎;各开幕府,门趋如市。初,声桓诛体忠后,事辄与得仁谋,颇相得;及是,各自为功,始有隙,所置吏率分东、西府。二月朔,得仁率众取九江;客胡澹进言:『宜乘破竹势,直趋建业。下流猝无备,必易举。建业举,而兖、豫响应。更引兵而北,中原可传檄定也』!捷闻,声桓辄召得仁还,得仁以澹谋告,众皆主之;人龙不可,曰:『赣州居上游,文武重臣俱在,宜先取之。不然,且拟我后』。姜曰广亦言:『昔宁庶人起兵不破赣,而卒贻后患』。金、王乃决志取赣,提兵偕行,以宋奎光守南昌。时粤中永明王立,颁诏至;即奉称永历四年。声桓遗书广东总督李成栋共图恢复,成栋遂叛我大清,而表迎永明王驻肇庆;王因实封声桓昌国公、得仁新喻侯。

(19)《陈书》卷六《后主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19-120页。

乙酉五月,我大清兵下九江;左梦庚以所部三十六营降,诸将相率北去。声桓不欲从,请规取江省以自效;与闯部降将王体忠合兵屯浔阳。六月传檄,南昌巡抚旷昭首先遁,士民款迎;南康、九江望风下。建昌知府王域与布政使夏万亨、湖东巡道王养正等辅益藩起兵,拒城守。俄有宗人保宁王者与体忠私;及战,以火箭射援军。军溃,城遂破;万亨等被执不屈,俱死之。已攻袁州,万安守令亦俱死。八月,声桓矫杀体忠,以其中军副将王得仁代之。得仁骁勇善战,军中呼为「王杂毛」。时临汝乡官吏部主事曾亨应倾家募兵,婴城拒守;得仁乃夜率百骑驰至,执杀之。抚州、饶州、吉安、广信,相继破。

(侯)景遂上启,陈(梁武)帝十失,且曰:“臣方事暌违,所以冒陈谠直。陛下崇饰虚诞,恶闻实录,以袄怪为嘉祯,以天谴为无咎。敷演六艺,排摈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铁为货,轻重无常,公孙之制也。烂羊镌印,朝章鄙杂,更始、赵伦之化也。豫章以所天为血雠,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风也。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笮融、姚兴之代也。”又言:“建康宫室崇侈,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残破,湘东群下贪纵;南康、定襄之属,皆如沐猴而冠耳。亲为孙侄,位则藩屏,臣至百日,谁肯勤王!此而灵长,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谏,王卒改善,今日之举,复奚罪乎!伏愿陛下小惩大戒,放谗纳忠,使臣无再举之忧,陛下无婴城之辱,则万姓幸甚!”上览启,且惭且怒。(胡三省注:言皆指实而无如之何,有惭怒而已。)(31)

图片 2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22)(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三《文学传序》完全袭之)

图片 3

(15)《周书》卷十三《文闵明武宣诸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02页。

尽管学术界对宫体诗的具体内涵与评价尚有争议,但基本一致地认为其名称起于梁简文帝萧纲,一直流行到唐太宗之时,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艳情”,也就是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所说:“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①但是,如果我们将历史上有关宫体诗记载的文献梳理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记载有着较强的模糊性,有些材料的真实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甚至完全是杜撰的,如《大唐新语》和《资治通鉴》所载之类,是作者当代意识的反映。这些文献之间甚至存在着矛盾,而这些模糊与矛盾的记载既与文献记录者的主观意图相关,又往往影响着人们对萧纲及宫体诗本身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萧纲及宫体诗何以被妖魔化,宫体诗的名称究竟起于何时,唐宋时期的史料何以有着模糊而矛盾的记载,对萧纲及宫体诗的评价又为什么相差较大,学界仍然没有清晰的辨析。所以,如要对宫体诗作一公正客观的价值评判,就需先厘清这些原始性的文献记载之先后及其渊源,进而分析其矛盾及其原因。

(魏徵)《隋书·经籍志》: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迄于丧亡。(12)

(32)《南史》卷七《梁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1页。

(12)《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0页。

据现存资料,最早对“宫体”之号记载的是初唐时期的几部史书:

既然姚氏父子在《梁书》《陈书》中对萧纲以及徐庾父子评价较高,那么在记载宫体诗及其流行的客观情况时便处于尴尬的局面:既要直笔宫体诗流行与萧纲作为“亡国之主”的客观史实,又要回护萧纲及徐、庾父子,只好采用追叙而又较为模糊的语言表述。既不能回避“宫体”流行的恶谥,又笼统地称述“当时”宫体诗的流变情况。钱大昕《廿二史札记》中认为梁陈二史多忌讳,实有其因。可以说,姚思廉与魏徵等人虽然出发点不同,对待萧纲与宫体诗的视角与态度也不一样,但都由于各自的主观意愿,在记载与评述萧纲及宫体诗时,都有意无意地模糊了萧纲与宫体诗的具体内容,在文献记载上也采用了笼统而模糊的方式,只不过,姚氏是曲意回护的态度,魏氏是刻意批判的眼光。但从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上来看,魏徵之论占了上风,也给唐宋时期对萧纲及宫体诗“淫艳”的论点定下了基调。这样的基调甚至影响到宋代司马光等人,以致其《资治通鉴》中突然凭空出现一段从未有过的萧纲及其宫体诗的文献资料。这段材料的出现,其实正是萧纲及宫体诗在文学上被“淫艳”化、在政治上被妖魔化的直接结果。

⑨《文献通考》卷一八六《经籍考十三》引,《文津阁四库全书》20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20页。

庾信对唐初文学影响甚大,虽然入北后文风有变,集南北之大成,但在需要对宫体诗风作政治检讨时,对他与萧纲进行批判,当然是最好的目标对象。这种情况其实最早在陈朝时已经出现。就现存资料看,最早对萧纲及其宫体诗从政治实用的角度来要求的是何之元《梁典总论》中的一段话:“太宗(萧纲)孝慈仁爱,实守文之君,惜乎为贼所杀。至乎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虫之技,非关治忽,壮士不为,人君焉用。”(24)这里只是说妖艳之文章无关乎实用之政教,还没有使用“亡国之音”的评价。李延寿在《南史》中就是沿用这样的观点:“简文文明之姿,禀乎天授,粤自支庶,入居明两,经国之算,其道弗闻。宫体所传,且变朝野,虽主虚号,何救灭亡。”(25)在他自己的这段论述后,又刻意引用魏徵的观点:“善乎!郑文贞公(魏徵)论之曰:……太宗敏睿过人,神采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贞万国,异乎周诵、汉庄矣。”(26)虽然皆承认萧纲的个人品行与文采,却认为“宫体所传,且变朝野”的情况不能救亡,只能起到“哀思之音,遂移风俗”的坏作用。

《陈书·后主纪论》:(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谋谟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19)

(24)《全陈文》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30页。

(18)《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09页。

(25)《南史》卷八《梁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0页。

(1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徐孝穆集笺注》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76页。

(21)《梁书》卷四《简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页。

(唐)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如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匹。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永兴之谏,颇因故事。②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梁书·庾肩吾传》所谓“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的诗风当然指的就是宫体诗,但姚思廉并没有使用“宫体”一词。事实上,在宫体诗最为流行的梁陈时代,姚氏父子的《陈书》中没有只字记载“宫体”,《梁书》中也只有上述两处如此笼统模糊的记载,且没有负面的价值评判。所以,上引《梁书·徐摛传》将这些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杂糅在一起叙述,容易让人对宫体诗的流行产生错觉与误解,模糊了具体时间,淡化了“宫体”作为“淫靡”“淫艳”的负面形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宫体”诗在初唐时期所承受的负面评价,让人对其保持政治上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是姚氏父子对萧纲及徐庾父子特殊的情感与曲为回护的同情态度。

(26)《南史》卷八《梁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2页。

⑥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4-135页。

《梁书·简文帝纪》:(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11)

(30)韩偓:《香奁集自序》,《全唐文》卷八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39页。

《周书·庾信传》: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14)

(29)《全唐文》卷四五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92页。

(27)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17页。《旧唐书·音乐志》因之。

(14)《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33页。

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象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乱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所感,故闻而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