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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收拾出版职业中的叶秉臣

日期: 2019-11-15 22:46 浏览次数 : 103

网投赌场,叶圣陶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还是古籍整理出版专家。

何其芳是我国着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专家,他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组织名家整理古籍 何其芳是我国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与所长郑振铎等人一起,于1953至1957年间,精心组织策划了五十余种古籍的选注和整理,共四百余万字。其中有《水浒全传》、《西厢记》、《三曹诗选》、《春秋左传读本》、《史记选》、《老残游记》、《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白居易诗评述汇编》、《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宋诗选注》等。这些知名专家、学者以选注或点校的方式对我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进行整理的专着,除《三曹诗选》由作家出版社、《春秋左传读本》由中华书局、《白居易诗评述汇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外,其他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古典文学读本,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钱钟书后来说过,当年如果没有郑振铎、何其芳的“指示”,他是不会接受选注宋诗这项任务的——1955年至1957年,钱钟书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完成了《宋诗选注》。《宋诗选注》出版后,胡乔木同志称赞其选注精当、有独到之处,是一部难得的选本。文学研究所整理出版的这一系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入选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合举办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 为毛泽东主席开具书目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会上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酷爱古籍阅读和研究的何其芳,自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屈原。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得到的几乎全部《楚辞》的版本。为了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何其芳还购买了大量与《楚辞》相关的古籍图书,据不完全统计,他购买了《反离骚》;《楚辞》17卷,1872年金陵书局刻本;《楚辞》17卷,民国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据明繙宋本刊刻;朱熹集注、明蒋之翘评校《楚辞》8卷、附览2卷、后语8卷,1626年刻本;遵义黎氏影刻元本《楚辞集注》8卷,古逸丛书之九;明代陆时雍疏、缉柳斋藏板刻本《楚辞》19卷。何其芳所藏清人所着“楚辞”版本更多,有吴世尚撰《楚辞疏》、夏大霖疏注《楚辞新注》、夏大霖疏注《屈骚心印》、龚景瀚着《离骚笺》、周拱辰注《离骚草木史》、方绩撰《屈子正音》、王邦采撰《楚三闾大夫传》、王闿运注《楚辞释》、徐焕龙着《屈辞洗髓》、李光地注《李光地注离骚经九歌》、朱骏声补注《离骚赋》、丁晏撰《楚辞天问笺》、《陈本礼笺订《屈辞精义》、戴震注《屈原赋注》、李翘述《屈宋方言考》、蒋骥注并撰《山带阁注楚辞》、陈弟季编辑《屈宋古音义》、戴震注《屈原赋》等20余种。此外还有文怀沙、姜亮夫、刘永济等今人所着《楚辞》类图书若干种。占有了大量的资料,广泛深入的阅读,使何其芳对屈原及其思想、《楚辞》及相关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把握。1953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刊发了两万余字的《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他的研究和文章,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对何其芳就很了解,很赏识他的文笔和学识,此时见何其芳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卓有成果,十分欣慰。毛泽东对屈原的作品亦是酷爱有加,1957年计划系统研读屈原作品,于是让当时在身边工作的逄先知联系何其芳,请何其芳开具一份有关屈原作品的书目以便研读。 何其芳接受任务后,兴奋异常,磬其所藏,倾其所学,很快开列提交了一份有关《楚辞》的详尽书目。这个书目包含了当时国内所能收集到的五十余种各种版本的屈原作品。 编纂《不怕鬼的故事》并撰写序文 1959年,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为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教育,中央书记处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选编的任务由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具体负责。何其芳查阅了《聊斋志异》等古代笔记小说及大量古籍和文献资料,很快将书编了出来,共70余篇,6万余字,均为人与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何其芳将编好的书稿报送中央审阅,并请毛泽东主席作序。之后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从中选了一部分故事印发给与会同志,会上主席讲道,现在国内国外“鬼”还很多,我们不能怕,越怕“鬼”越多。同时毛主席指示由何其芳起草该书序文。何其芳起草好序文后,立即报送毛主席审阅。1961年1月4日至23日,毛泽东主席为这篇序言的事,先后两次召见何其芳,当面磋商,从文章的结构、遣词用语、逻辑关系、主题思想等方面作出指示,并在序文末尾加写了一大段话,明确了他指示编写该书的现实意义: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他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版就显得很有必要。何其芳回去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再次作了修改后呈报毛主席。毛主席当天就看了,并亲笔批示说: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从毛泽东主席多次谈不要怕“鬼”和指示编写《不怕鬼的故事》,以及对序文的修改来看,毛泽东当时说的“鬼”,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二是国内的困难和障碍。《不怕鬼的故事》所倡导的,就是坚定意志、敢于斗争、争取胜利的精神。这本书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全国开展形势教育提供了重要教材。1962年全国高考作文命题即是《说不怕鬼》,可见该书作用之大、影响之深。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修订重印了此书。 捐献毕生所藏图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收藏有大量珍贵文献资料,特别是一些珍贵的善本、孤本,甚至包括一些宝卷等民间唱本,收集的难度极大,这些资料为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在郑振铎、何其芳的带领下,文学研究所自1953年2月创建伊始,便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研究所的每一位人员出差都特别注意收集相关资料。经过六十余年的努力,现在文学研究所资料室的藏书已成为国内学术机构之冠。 何其芳一生爱书如命,不仅为文学研究所藏书付出艰辛,他个人藏书更是呕心沥血、节衣缩食。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大泽名山空入梦,薄衣菲食为收书。”终其一生,何其芳个人藏书多达三万余册,其中有古籍线装书、中文平装书、外文平装书等,单古籍就有两万七千余册。除上文提到的各种版本《楚辞》外,何其芳还藏有19种版本的《红楼梦》,其中有道光壬辰上浣刻本《红楼梦》、光绪辛巳卧云山馆本《红楼梦》、王廉评姚燮加评铅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民国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等凡此种种。如按照经史子集分类法,何其芳古籍藏书中,经部有110余种、史部有260余种、子部有360余种、集部有600余种,这一连串数字令世人惊叹不已。其中有一些世之孤本更是让人瞠目,如清曾衍东的《小豆棚》、明汲古阁宋版翻雕的《剑南诗稿》、清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清刘青芝的《续锦机》版本价值都很高。 何其芳藏书不单单藏于书架,更是入心入脑。何其芳常对研究所的同事说:“心浮气粗的人是搞不了研究的。”这话正是他对自己毕生做学问的鞭策和警示。何其芳读书如饥似渴,废寝忘食,阅读时十分认真和用心。他读的每本书几乎都作批语,有页码批、眉批、目录批、末批、旁批等,如他在批注《楚辞·九辩》时,引用和辨析了多种《楚辞》注本,这些批语,具体生动地展现了何其芳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据不完全统计,分散在他读过的五万余册藏书中的批语、注释等多达数万字。 何其芳视书如宝,1977年在他病重期间,自知来日无多,便立下遗嘱,“藏书不分散”,全部捐给社会。1978年,其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全部藏书赠给了北京广播学院图书馆,目前该馆专辟“何其芳古籍阅览室”,图书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古籍图书还编有《何其芳古籍藏书目录》。

编订《十三经索引》

《十三经索引》的编订为广大专家学者提供了一部高质量的检索工具书。1929年,叶圣陶决心编订一部《十三经索引》,他在上海闸北寓所内开始了这个艰巨的工程。当时工作条件非常差,他只能白手起家,开始做些断句、编定编目简称等工作。按照编目的简称对全书分门别类、排列成序的工作则动用全家人一起上阵——夫人胡墨林、叶圣陶母亲和王伯祥的女儿王浚华及胡墨林的姑母等,利用剪刀加浆糊,粘粘贴贴,编订工作就这样艰难地坚持着。到1932年时,索引的编订已基本完成。这时,“一·二八事变”发生,整个上海笼罩在战火中,叶圣陶一家老小匆忙搬到租界,已经编成且手工装订成册的一百多本书稿被装入一个大木箱,无法带走,留在了闸北寓所“未厌居”内。幸运的是这部书稿历经战火没有遗失、损毁。1934年,全部编订完成的《索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十三经索引》的书名由叶圣陶本人撰写,字体采用的是隶书,扉页有弘一法师的题签。叶圣陶终于实现了“乍睹经语,能展卷而得其出处”的愿望。开明书店在《十三经索引》后,又推出了《十三经经文》版,叶圣陶为这两部书撰写的宣传语是这样的:“本书将十三经经文用最经济之方法排印,以便读者之翻检、携带、保存。断句正确,校对精细。版式装本与《十三经索引》一致,中缝且注明篇章。凡购买《十三经索引》者,兼备本书,使用益便。”1957年、1959年中华书局利用原纸型两次重印《十三经索引》;近五十年后的1983年,这部《十三经索引》做了注疏的补订工作后,再次由中华书局重新印制出版。

推出《十三经》和《十三经索引》后,叶圣陶在开明书店又策划了《二十五史补编》和《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古籍图书。

值得一提的,一是《十三经索引》没有按照四角号码排序,而是沿用传统的笔画排序。叶圣陶在《自序》中解释,会用四角号码的人不多。实际情况是,当时四角号码的使用方法是商务印书馆的专利,未经许可使用属于侵权,是要打官司的。二是叶圣陶将这部工具书的书稿交给了当时他和夫人任职的开明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社相比,开明出版社在硬件方面没有那么成熟,在校对、排版、装帧、印刷等工作中都碰到很多困难。

参与整理出版《史记》

1958年,毛泽东指示整理出版“二十四史”,相关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叶圣陶虽然不是“二十四史”编委会成员,也不是编纂人员,但他却实实在在地为“二十四史”的编纂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可以说他是该书编纂的幕后英雄。《史记》的整理工作由宋云彬承担,1958年宋云彬草拟了《史记集注》的庞大计划,同年3月,他将这个计划分别寄送给叶圣陶、郑振铎、齐燕铭、金灿然等第一届古籍小组成员,并点将请叶圣陶将他的计划转交给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历史分组及翦伯赞和胡绳。这一点将,就把叶圣陶推到了台上,自此,他就成了宋云彬点校《史记》工作的主要请教对象。据宋云彬日记中记载,仅1958和1959两年间,宋云彬向叶圣陶书信、当面请教达数十次之多,有关标点断句的交流、切磋、请教从未间断,比如1959年7月18日,叶圣陶关于《史记·汲黯传》中“黯褊心,不能无少望”句、《史记·卫青传》中“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句的断句问题,在回复宋云彬的信中说到: